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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虽不能瞬间变更与废除，其内容有失真实，不符合人才培育之道。故应对考试制度稍加变革，为培养人才，应特别设立洋务合格之课程。……实施海防之各省均设立洋学局，专门教授物理、化学、数学、地理、军事、汽船、机械、电气等科目。以上乃民生日用、制造武器之根本，外国根据其成绩来采用人才，其意志、能力也日趋进步。华人之才能并不落后于西方人。然未能施教，故意志成果皆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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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活在后世、经历过中国革命的人看来，也许这只是理所应当、不温不火的建议罢了。然而，这在当时却被视作过激的改革论。创设洋务课程和洋学局，是“用夷（西方）变夏（中华）”，简直就是中华士大夫和臣子中的败类，因此李鸿章受到了激烈无比的反对。毫无疑问，反对方占了绝对上风，这些提议也只能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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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的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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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魏礼森著、松岛刚译《日清文明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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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防争论可以说是洋务运动上的分水岭。武器装备自不用说，李鸿章提倡的以培养人才为支柱的制度和社会课题，现实中能够改革到何种程度，关系到洋务运动能否成功。至于结果就没有必要详细描述了。即使制定了加强军备的方针，制度部分却无法实施，就连军事上的物资等事项都被束之高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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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本人也是愤懑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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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思量，西洋之学胜于中华之学。为何无法开辟此道？夷人已进入内地驻扎北京，尚且在叫嚣夷夏之防，果真有“用夷”之下策之外的攘夷秘策乎？务必说来听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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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吾喜爱洋务并听之论之，陷入危机或是遭受诽谤，今日正要畅言。如今皆恐避谈论，非狼狈则无谋，往往误国也。尔等不言便罢，吾若不言，如何扶天下？中国日渐懦弱，外国日渐骄横。此非一人一事之责也。今后，若自强则可自立，不能自强，则未来不可得知。……若要自强，需先变革制度启用人才。现今之人才与制度，如何自强？不怪罪无法强大之因，一味否认因循守旧。如出自书生、俗吏之口尚可，尔若出此言，被指作迂腐不通事理，亦无奈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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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内容选自李鸿章当时写给江西巡抚刘秉璋书翰中的一节。刘秉璋出生于靠近合肥的安徽省庐江县，原本是淮军的部将，李鸿章的手下。这段话读起来似乎极为自负，痛骂愚钝之辈，然而正因为是原先的手下，才能够如此肆无忌惮地宣泄心中的愤懑吧！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他的想法并未被官界和广大社会所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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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70年代中期到中日甲午战争这20年间，李鸿章的地位坚如磐石。即使受到众多政敌的攻击，他的权势也未受到过影响。话虽如此，这和他的夙愿是否能够实现，却是两码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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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真的实现李鸿章的目标，就必须改革支撑清议和科举的社会结构，诞生出明清时代以来存续的中间集团和自己势力基础的淮军的母体都需要被解体。也许他并不具备否定自身的意志和能力吧，应该说他陷入了极大的失望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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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的俾斯麦”，到底和铁血洗礼后的军事大国、国运昌盛的德意志帝国的俾斯麦，是似是而非的类比。这种称谓，想必李鸿章本人，也一定觉得很别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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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袁世凯：东亚的近代·现代中国的起点 [:170592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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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袁世凯：东亚的近代·现代中国的起点 第六章 “落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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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1896年 （摘自立德夫人《李鸿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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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袁世凯：东亚的近代·现代中国的起点 [:170592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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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甲午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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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袁世凯：东亚的近代·现代中国的起点 [:1705920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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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日本的对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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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自从19世纪60年代以来，李鸿章算得上是清朝头号的知日派。他在1872年给去世之前的曾国藩寄去的信函中如此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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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船、军舰制造固然乃自强之策，然而中国的政体乃官与民、中央与地方各自为政，即使实施最后也恐怕难以成功。……无论资金或是人才，皆远不及西方，尚且不如日本，乃实情也。日本在君主主导下官民齐心协力，资金人才源源不息。而中国即便一两名地方大官呼吁，然朝令夕改前途堪忧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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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越是对中国的现状感到失望，就越是对日本感兴趣，甚至有了敬畏之心。这是因为他自身无法完成的官民一体的西方化、近代化在日本得到了飞速的发展。正因为如此，他比任何人都强烈地把日本视作威胁，日本是“中国永远的大患”，也是他羡慕的对象。而这些观念在其他官僚身上，是极其淡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