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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4年的海防争论实际上意味着制度改革遭受了挫折，李鸿章似乎早在19世纪70年代中期就悲观地预见到了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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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廷所言愈发茫然无信，吾等只有尽其所能。否则，即使尽人事待天命，最终也别无他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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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这段话，是他在光绪元年（1875）寄给同一年通过科举考试的郭嵩焘的信中写的。郭嵩焘出生于湖南省湘阴县，与左宗棠、曾国藩是姻亲，还参与了湘军的创建。李鸿章向来对这位比自己年长五岁的同年的见识赞赏有加，在给他的信中李鸿章坦率地抒发感想。引用的这段话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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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身居要职，总不能光发牢骚吧。随后，除了开采矿山、铺设电线、开办学校外，李鸿章还开始创办军需、民用等所谓洋务企业。海军建设也有了进展，不仅在国内开始建造舰船，也成功地从欧洲采购了军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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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由于缺乏关键性的人才，企业的经营运作陷入了效率极其低下的状况。即使如此，恐怕对李鸿章而言也要“尽其所能”，这也是无奈的选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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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海军的财源被挪用于颐和园的建设，军备无法更新。西太后的个人欲望与政治上的困惑等，这一点上能列举出很多原因吧！但是，北洋海军未能实现精炼化和强化，有着根深蒂固的原因，不单纯是武器和金钱的原因，这一点李鸿章本人是最清楚、最通晓的。因此，他对挪用一事并未公开提出过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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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围绕朝鲜半岛，李鸿章与日本不得不陷入了对峙的局面。在好不容易逃过了战争的《中日天津条约》签署的第二天，他向总理衙门发了一封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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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藤大使历访欧美，竭尽全力以效仿，实乃治国之才也。一心专注于通商、善邻、富国、强兵诸政事，不轻言战争、吞并小国。再过十年，日本之富强指日可待。迟早或会成为中国之外患，目前并非紧迫之威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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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日本的伊藤博文也被称作是“东洋的俾斯麦”。自此以后，两名“俾斯麦”之间形成了某种信任关系。上面这段话是李鸿章持有的信任感的表明，也就是他对日本做出的评价。应该说他果然具备看到了十年之后“日本之富强”的慧眼，反而言之，清朝自身的举动也必须确定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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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威胁要让世人知晓，但是，清朝目前的军事力量尚无法与日本抗衡。因此，不能对危险做过低评价，也不能大肆煽动。“并非紧迫”这种说法便是苦心的体现，有必要向国内外显示不会输给未来“威胁”的军备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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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袁世凯：东亚的近代·现代中国的起点 [:1705920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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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水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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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一手培养出的淮军，当时大约拥有17万兵力。他聘请了德国军人汉纳根担任军事教官，实行德国式的训练，并以克虏伯枪等德国生产的武器为主来武装淮军。北洋海军的建设也有了很大的进展。1880年，天津水师学堂成立，开始培养海军士官，1888年编制了北洋水师，由提督丁汝昌担任舰队司令。两年后，旅顺的军港建成，成为舰队的大本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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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远舰曾是北洋水师的旗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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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舰队的军舰，大多从英国和德国购入，具备了当时世界首屈一指的水平。例如，旗舰定远、镇远号，是德国伏尔铿造船厂建造的铁甲舰。1885年开始服役，被誉为东洋最坚固的军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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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6年，两艘军舰率领巡洋舰，依次访问了朝鲜的釜山、元山，俄国的海参崴和日本的长崎，兼有示威的意味。9月在长崎时，船员们上岸后胡作非为，日本警察与北洋海军的水兵发生了冲突，演变为街头战等武力事件。日本的舆论一度高涨，要求对清开战，而日本政府慑服于北洋海军的强大阵容而有所顾忌，回避了战争。五年后的1891年，编制后的北洋水师再次在长崎靠岸，举行了示威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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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里可以看出李鸿章等人的用意。无论战舰多么强大坚固，缺少士官、技师等人才和组织，就无法运营和强化海军，以李鸿章为首的当局知识分子不会不懂这一点。正因为如此，在面对外界的威胁时，最少应该振兴海军的威容。正因为对日本的西方化感到畏惧和羡慕，痛感自身的差距，北洋海军才会屡次前往长崎，在日本人面前炫耀，这不过是虚张声势而已。北洋海军并不战斗，只是示威性的抑制罢了。对实战没有把握这一点，李鸿章本人也十分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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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6年的海军衙门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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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左至右依次为善庆、醇亲王、李鸿章（摘自立德夫人《亲密接触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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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一来，在对外关系特别是与日本的关系上，就绝对不能出现明显的破绽。然而，他深谙的外交手段也迎来了走投无路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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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袁世凯：东亚的近代·现代中国的起点 [:1705920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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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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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依然是朝鲜半岛。1894年2月，东学信徒们在全罗道发动起义，要推翻朝鲜政府。东学名称来源于与西学（基督教）的对立，是19世纪后半期在朝鲜扩大起来的新兴宗教。由于受到当局的镇压，东学党为了能够合法经营教会而发动了起义。被派去镇压的部队几乎节节败退，5月31日全州沦陷。6月初，朝鲜政府终于效仿“壬午、甲申的先例”，请求清朝派兵支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