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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防争论可以说是洋务运动上的分水岭。武器装备自不用说,李鸿章提倡的以培养人才为支柱的制度和社会课题,现实中能够改革到何种程度,关系到洋务运动能否成功。至于结果就没有必要详细描述了。即使制定了加强军备的方针,制度部分却无法实施,就连军事上的物资等事项都被束之高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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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本人也是愤懑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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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思量,西洋之学胜于中华之学。为何无法开辟此道?夷人已进入内地驻扎北京,尚且在叫嚣夷夏之防,果真有“用夷”之下策之外的攘夷秘策乎?务必说来听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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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吾喜爱洋务并听之论之,陷入危机或是遭受诽谤,今日正要畅言。如今皆恐避谈论,非狼狈则无谋,往往误国也。尔等不言便罢,吾若不言,如何扶天下?中国日渐懦弱,外国日渐骄横。此非一人一事之责也。今后,若自强则可自立,不能自强,则未来不可得知。……若要自强,需先变革制度启用人才。现今之人才与制度,如何自强?不怪罪无法强大之因,一味否认因循守旧。如出自书生、俗吏之口尚可,尔若出此言,被指作迂腐不通事理,亦无奈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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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内容选自李鸿章当时写给江西巡抚刘秉璋书翰中的一节。刘秉璋出生于靠近合肥的安徽省庐江县,原本是淮军的部将,李鸿章的手下。这段话读起来似乎极为自负,痛骂愚钝之辈,然而正因为是原先的手下,才能够如此肆无忌惮地宣泄心中的愤懑吧!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他的想法并未被官界和广大社会所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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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70年代中期到中日甲午战争这20年间,李鸿章的地位坚如磐石。即使受到众多政敌的攻击,他的权势也未受到过影响。话虽如此,这和他的夙愿是否能够实现,却是两码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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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真的实现李鸿章的目标,就必须改革支撑清议和科举的社会结构,诞生出明清时代以来存续的中间集团和自己势力基础的淮军的母体都需要被解体。也许他并不具备否定自身的意志和能力吧,应该说他陷入了极大的失望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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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的俾斯麦”,到底和铁血洗礼后的军事大国、国运昌盛的德意志帝国的俾斯麦,是似是而非的类比。这种称谓,想必李鸿章本人,也一定觉得很别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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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袁世凯:东亚的近代·现代中国的起点 第六章 “落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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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1896年 (摘自立德夫人《李鸿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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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甲午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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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日本的对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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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自从19世纪60年代以来,李鸿章算得上是清朝头号的知日派。他在1872年给去世之前的曾国藩寄去的信函中如此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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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船、军舰制造固然乃自强之策,然而中国的政体乃官与民、中央与地方各自为政,即使实施最后也恐怕难以成功。……无论资金或是人才,皆远不及西方,尚且不如日本,乃实情也。日本在君主主导下官民齐心协力,资金人才源源不息。而中国即便一两名地方大官呼吁,然朝令夕改前途堪忧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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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越是对中国的现状感到失望,就越是对日本感兴趣,甚至有了敬畏之心。这是因为他自身无法完成的官民一体的西方化、近代化在日本得到了飞速的发展。正因为如此,他比任何人都强烈地把日本视作威胁,日本是“中国永远的大患”,也是他羡慕的对象。而这些观念在其他官僚身上,是极其淡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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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4年的海防争论实际上意味着制度改革遭受了挫折,李鸿章似乎早在19世纪70年代中期就悲观地预见到了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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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廷所言愈发茫然无信,吾等只有尽其所能。否则,即使尽人事待天命,最终也别无他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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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这段话,是他在光绪元年(1875)寄给同一年通过科举考试的郭嵩焘的信中写的。郭嵩焘出生于湖南省湘阴县,与左宗棠、曾国藩是姻亲,还参与了湘军的创建。李鸿章向来对这位比自己年长五岁的同年的见识赞赏有加,在给他的信中李鸿章坦率地抒发感想。引用的这段话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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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身居要职,总不能光发牢骚吧。随后,除了开采矿山、铺设电线、开办学校外,李鸿章还开始创办军需、民用等所谓洋务企业。海军建设也有了进展,不仅在国内开始建造舰船,也成功地从欧洲采购了军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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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由于缺乏关键性的人才,企业的经营运作陷入了效率极其低下的状况。即使如此,恐怕对李鸿章而言也要“尽其所能”,这也是无奈的选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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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海军的财源被挪用于颐和园的建设,军备无法更新。西太后的个人欲望与政治上的困惑等,这一点上能列举出很多原因吧!但是,北洋海军未能实现精炼化和强化,有着根深蒂固的原因,不单纯是武器和金钱的原因,这一点李鸿章本人是最清楚、最通晓的。因此,他对挪用一事并未公开提出过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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