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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让步的程度缩减到最小，改善与两者的关系，是李鸿章和他的幕僚们做出的功绩。然而，这一切的前提是18世纪以前的对外关系，要论近代化，还相距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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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虽如此，和18世纪相比，清朝的对外政策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从这里可以看到基于地缘政治要控制周边重要地区的战略意图，具有1870年化解对外危机的浓厚的安全保障色彩，这和传统的属国概念相结合。“所属邦土”不可侵犯是毫无疑问的，海防论中弃疆的提议也是出于此因。李鸿章的意见并不是丢弃不管让给列强，他的意思是将新疆作为朝贡国即属国，成为与清朝有一定关联的缓冲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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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世纪80年代，清朝表现得更加积极。不仅在以前的属国关系基础上将其作为与对手的缓冲地带，还规定属国为自己的势力范围之内，欲从军事上加以保护。朝鲜的壬午兵变、甲申政变和越南的中法战争，无一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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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上的保护和传统的属国概念并不存在不可分割的属性。从琉球处分就可以看出，还未到使用武力来维系琉球存亡的地步。但是，在这一时期，他们认识到，在安全保障上重要的地区，保护行为和属国的概念是不可分割、互不可缺的。换言之，对朝鲜和越南能够行使武力，是因为以往存在着朝贡、属国关系。对此，李鸿章于1884年曾做出了如下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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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交涉中提及属国，各国都接受并无异议，缘自册封与朝贡乃基础也。册封、朝贡过去不甚重要。然在今日，尤为紧要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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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是权力政治的时代，就越要维持属国的存在，而传统的朝贡关系恰好就是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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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袁世凯：东亚的近代·现代中国的起点 [:1705920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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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涉与军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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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李鸿章的说明并不能让人信服。经历了现场与外国人斡旋的他，会说出“各国都接受并无异议”，只能让人觉得他在掩盖实情。无论是日本或是法国，如果真的“接受”了清朝所说的属国的话，那么就不会发生甲申政变或是中法战争这样的事件了。李鸿章之所以能够如此欺瞒，是由于对内的奏章所需，反过来，对外国主张属国的自主和保护，如果看作是与对内欺瞒相呼应的话，也就不难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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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思考的话，可以想到几点要因。首先是向那些对属国的存在或是以前的国际秩序深信不疑的人的一种展示。这些人在政治上的表现，清议正是最典型的。包含了浓厚的清议论的攘夷思想，是以中华、华夷观念为前提才存在的，而这一观点的具体表现便是朝贡和属国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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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之所以要不断展示，是因为攘夷、排外、清议的势力在政界和社会都很强大，虽然这一点在史料上很难寻见，却不容忽略。正像1870年的天津教案中看到的那样，夹在国内的反对和国外的威胁之间，能对应二者的手段只有维持属国这一方针。李鸿章手下有那么多通晓西方情况和西方人的幕僚，他不会不懂国际法和国际关系，而他采取的对外政策和交涉手段，应该视作是不得已而做出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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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点是，无法完全扫除国内反对和外界威胁的李鸿章，其自身也存在着问题，淮军强军和海军建设进展得并不如意。1882年，他在壬午兵变时曾透露过可能会输给日本，可见他对军备并不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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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来听听当时李鸿章的解释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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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外保持与外国和平之同时，需变革内部制度。若因循守旧而不变革，将日趋衰弱，与此国言和，却与他国敌对，危机难逃。……如今各国皆屡屡变革，日渐强大，唯中国顽固不已，竟似要墨守旧法直至灭亡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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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提出，只有对外进行和平交涉，对内进行制度改革，才能够与西方各国为伍。李鸿章之所以擅长与外国斡旋，也是由于他的本职所在和缺少军事自信，颇具讽刺意味。而且，一旦加强军事力量的制度改革没有进展，势必会影响到对外的和平交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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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面受到打着儒教意识形态的正论的清议观点牵制，一面又要和张牙舞爪的列强们周旋。正因为他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这一立场，在不得不对外国进行妥协的时候，为了让国内能够接受，他也只好彻底地打出属国这张概念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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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袁世凯：东亚的近代·现代中国的起点 [:1705920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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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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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军备的强化和制度的改革为何迟迟未见进展呢？李鸿章很清楚个中原因，早在任职江苏的1864年，他就曾经分析过清朝的武器输给西方的原因，并指出了中国社会存在学理与技术、儒者与匠人、士大夫与百姓之间的严格界限和游离等特性。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学问与实际运用游离，以及技术专业之所以不能扎根，都是由于不断生产制造出凌驾于现实之上的知识分子精英的科举的弊端，属于允许并支持其存在的社会结构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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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李鸿章的目标指向自强、洋务和海防，物质上的军事整顿自不用说，还需要在制度上培养人才，并进行社会改革。面对这些课题，他并未袖手旁观。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他提出了一整套方案。1874年，在整顿海防、建设海军之际，他上奏了如下一段文章，特别是在人才培养问题上，他提倡要进行制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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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虽不能瞬间变更与废除，其内容有失真实，不符合人才培育之道。故应对考试制度稍加变革，为培养人才，应特别设立洋务合格之课程。……实施海防之各省均设立洋学局，专门教授物理、化学、数学、地理、军事、汽船、机械、电气等科目。以上乃民生日用、制造武器之根本，外国根据其成绩来采用人才，其意志、能力也日趋进步。华人之才能并不落后于西方人。然未能施教，故意志成果皆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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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活在后世、经历过中国革命的人看来，也许这只是理所应当、不温不火的建议罢了。然而，这在当时却被视作过激的改革论。创设洋务课程和洋学局，是“用夷（西方）变夏（中华）”，简直就是中华士大夫和臣子中的败类，因此李鸿章受到了激烈无比的反对。毫无疑问，反对方占了绝对上风，这些提议也只能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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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的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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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魏礼森著、松岛刚译《日清文明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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