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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方面也感到危机重重。朝鲜半岛对日本而言,不亚于清朝,在安保和地政学上极其重要。他们意识到清朝此次派兵,势力均衡被打破,对清朝更加有利,而对日本不利。日本出兵是为了挽回这一局势,不达到目的是不可能撤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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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时的日本相比,李鸿章、袁世凯这边还是比较有余地的。内乱已经结束,只要撤回已经不需要的军队,恢复原状即可。这样既可以留下保护属国的战绩,又能使朝鲜政府内部的亲清势力占据优势。虽说没有料到日本会出兵,不过只要双方共同撤兵,事态也不至于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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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方面,特别是外相陆奥宗光,对此早已明察秋毫。他担心同时撤兵会让清朝的势力有所增长,因此没有答应。反过来,他提议朝鲜进行内政改革,还搬出《江华条约》的第一条,企图驱赶清军。也就是说,他们声称“保护属邦”的清军的存在,违反了规定朝鲜自主的条约,于是向清朝发出了战争的挑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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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0日,日本向朝鲜政府发出了最后通牒,要求“侵犯朝鲜独立自主”的清军撤退。倘若朝鲜政府做不到,日军将代为驱逐。位于仁川、汉城之间的日军南下,7月25日在丰岛冲发生海战,29日又在成欢、牙山交战,8月1日,日清宣布开战,战火就此点燃。所谓陆奥外交,就是如何将试图撤兵和避免战争的李鸿章拖入战争的泥潭,说到底,他的策略圆满地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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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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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奥的成功,也就是李鸿章的失败。中日甲午战争的经过和结果就没有必要详细介绍了。军事上,可以说是日本取得了绝对性的胜利。7月29日的成欢、牙山战役,9月16日的平壤战役以及17日的黄海海战,日本陆续大获全胜,局势已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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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这种结果,原因当然在于李鸿章也意识到的外实内虚的军备。正因如此,他才想回避战争,并想尽了办法。之所以未能实现,是由于阻碍势力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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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海海战中的北洋水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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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德纪念绘画馆所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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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是陆奥外交和它的结果。陆奥宗光将李鸿章策划的英俄干预尽数除尽,挑起了战争。而且,随着战争的发展,列强原本在一定程度上支持李鸿章的干预和意图,也逐渐发生了变化。英国原先将清朝和李鸿章当作阻止沙俄南下的壁垒而满怀期待,之后却逐渐转向日本;沙俄原本忌惮清朝和李鸿章而有所收敛的南下政策,也终于进入了实施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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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点是清朝的内政结构以及势力均衡的变化。前面已经讲到,1860年以后的体制,建立在垂帘听政和督抚重权的组合之上。现实政治之所以得以顺利实施,是由于北京朝廷并不掌握统治的实权,取代年幼皇帝的西太后依赖地方督抚李鸿章,对他的裁量和施政一直给予了一定程度的支持。日清开战的这一年,也就是光绪二十年,正逢西太后六十大寿,就等着四周为她庆祝,而李鸿章也已经72岁,进入了古稀之年。从个人角度来讲,两人也偏向于隐退,而不希望挑起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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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这一时期的政治条件却发生了变化。首先,光绪皇帝已经长大成人。作为名正言顺的主权者,他的意见已经不能不听。长期以来有名无实的皇帝,开始掌握实权,不满于现状的势力纷纷投向光绪帝,试图与实权派对抗。在这件事情上,他们表现为批判非战意见的主战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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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最初没有将他们放在眼里,他觉得区区几个书生成不了什么气候。没料到,他以军费不足为由拖延开战的时候,皇帝一派的户部尚书(财务大臣)翁同龢却在7月11日凑出了300万两的巨款交付给北洋水师。被逼入困境的李鸿章,已经无法再坚持回避战争了。即使如此,他仍然未放弃回避战争的希望,没有一举派出大军,而是逐渐增派,这在战术上是最不可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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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4日,日军跨过鸭绿江,11月21日占领了北洋水师的大本营——旅顺的军港。翌年1月,日军从山东半岛登陆,又占领了舰队所在军港威海卫的炮台。2月11日,北洋水师的统帅丁汝昌自杀,舰队第二日投降日军。就这样,充当清朝内外国防、支撑着李鸿章权势的淮军与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整个清朝失去了颜面主动求和,李鸿章本人的地位也就此一落千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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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看来,中日甲午战争并不是一场单纯的战役,它相当于体制瓦解的过程。日本强行发起战争,虽说是他们判断自己与北洋海军的实力在军事上旗鼓相当而发起的挑衅,然而战争爆发后,形势向对日本有利的方向转化。反而言之,19世纪80年代李鸿章掌权时的政治、军事和外交等所有条件,都由于这场战争而丧失。对李鸿章而言,这是毫无疑问的败局。然而,没有人会允许他就此没落和隐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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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俄路线的回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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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关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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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的调停下,中日甲午战争开始议和。1895年1月31日,清朝全权使节张荫桓、邵友濂前往广岛,与总理大臣伊藤博文、外务大臣陆奥宗光会面。日本指出两人带来的全权委任书中存在欠缺,拒绝与他们谈判。也就是说这两人被客气地回绝了。同时,日本方面向二人强调,希望派李鸿章前来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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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也好,现在也罢,不少人认为这一要求是无理取闹。张荫桓、邵友濂二人的受托权限,在惯例上是足以应对的。但是,早在之前,清朝的谈判只靠形式是没有进展的,特别是和外国,需要可靠的谈判对手。李鸿章总是稳坐头号交椅也是出于这个原因,这次也不例外。20多年来,凭借着实力和成果,他已经具备了对外国多年累积而成的信誉。伊藤和陆奥也把确认胜利和议和条件的履行,寄托在李的信用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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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等,似乎觉得与日本不值一谈,却未敢马虎,不顾年迈之体特意前来。可见其守信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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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话出自与李鸿章同岁的胜海舟之口,他很早就对这位邻国的砥柱怀有亲近与敬畏之情。他的这句短评,恰如其分地概括了日清双方的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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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虽然并不情愿,却也无从推却。虽然自己20多年来的心血付之一炬,此事却是前所未有的国难。此刻能够承揽重任的,也只有自己。看来他的自负,并不逊色于青年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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