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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7日是《马关条约》的签订之日。第一条把中日甲午战争的导火索朝鲜的国际地位，规定为“完全的独立自主之国”，而清朝引以为据的属国、朝贡关系遭到了否定。第二条规定，将清朝的辽东半岛、澎湖列岛和台湾割让给日本。第四条规定，清朝向日本赔偿“军费库白银两亿两”，相当于清朝一年财政收入的2.5倍。日本还获得了最惠国待遇，开放新的口岸，承认其在口岸可以“自由从事各种制造业”。第六条使列强在中国建设工厂、输出资本获得了合法化。马关的春帆楼上，李鸿章发出条约“过于苛刻”的悲鸣，却改变不了大局。敏锐如他，应该早在到达谈判桌之前，就已经预料到了这一结果吧！其中尤其严重的问题是，辽东半岛的割让以及日本在朝鲜半岛的势力扩张。如何才能挽回这一结局呢？之后的李鸿章，精力都集中在这一问题上。比起战胜国日本的意志和行动，这一问题更主宰着东亚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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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袁世凯：东亚的近代·现代中国的起点 [:1705920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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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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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像李鸿章这等人物，不会一味听从日本而在条约上签字。他在议和谈判期间，向列国通报了谈判经过，要求他们从中干涉。在得到德国传来的暗号电报确认有干涉行动后，他才签署了《马关条约》。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三国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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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涉的主导国，正是与清朝从地政学上比任何国家都存在利害关系的沙俄。1895年4月23日，《马关条约》签订后的第六天，沙俄、法国、德国三国公使向日本政府提出照会，指出占领辽东半岛会危及清朝的首都，将朝鲜的独立变为有名无实，造成对“远东和平”的障碍。当然他们不会松懈武力上的示威，三国的军舰汇集在将要批准交换《马关条约》的所在地烟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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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无奈之下只好屈服。5月5日，日本答复俄法德三国，放弃对整个辽东半岛的占领，不过要按照原定计划批准交换《马关条约》，并取得返还辽东半岛的赔款。5月8日批准交换，11月18日，李鸿章与林董公使在北京签署了返还辽东半岛的条约，清朝支付3000万两白银的赔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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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三国干涉使日本更加仇恨沙俄，成为十年后日俄战争的远因之一。再加上陆奥宗光对此做出辩解，指出是“内外形势艰难”和“对内有所顾虑”，日本人将视线全部投向了沙俄。这种认识需要被订正过来，其实，将沙俄卷入此事的，不是别人，正是李鸿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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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已经提到，军事上的失败已经历历在目，李鸿章的课题便是如何减轻外国对清朝的威胁。具体而言，是尽可能地把战胜国日本与朝鲜半岛、东三省拉开距离。用于牵制日本增强军备的军事力量，已经不复存在；以往一直保持亲密“同盟”关系的英国，也通过战争看穿了清朝的家底，再也指望不上了。而邻国沙俄的力量，却是必不可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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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辽东半岛返还的诏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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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5月10日公布的签名原件（日本国立公文书馆所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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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的这场干涉，在这个问题上大获全胜。不但收回了辽东半岛，还把日本在朝鲜半岛的势力几乎一扫而尽。胜海舟说“果然被李占了上风”，评价得十分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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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并不是李鸿章一个人的作为。身居要职的清朝官员们自然会想到这个办法，类似的意见也很多。如果不联想到《伊犁条约》以来俄清之间的和平关系，就无法理解这一思路。不过就算有好几种方案，也只有李鸿章能付诸实施。他出动后，沙俄接受他的提议的那一瞬间，东亚的走向就此定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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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袁世凯：东亚的近代·现代中国的起点 [:1705920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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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密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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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关条约》批准交换后，李鸿章回到北京，受到光绪帝的召见和责备，卸去了北洋大臣和直隶总督的职务，时值1895年8月28日。可是，要说他就此完全下台，那可就错了。他仍然停留在北京，还签署了归还辽东半岛的条约。翌年2月，沙皇尼古拉二世举行加冕仪式，他被任命为庆贺使前往参加。之所以选择李鸿章，是由于沙俄政府的强烈要求。他率领的使节团趁此机会，周游了欧洲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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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6年3月28日，李鸿章从上海登上了轮船。考虑到74岁的高龄，为了以防万一，他还随身携带了一口棺材。4月27日，他抵达沙俄的敖德萨，在沙俄滞留了将近一个半月。6月13日到达德国，7月4日到达荷兰，8日到达比利时，14日到达法国，8月2日到达英国访问后，22日又重新启航，跨越大西洋，于28日到达美国，9月5日抵达加拿大。14日，他从温哥华出发，回到天津已经是10月3日。前后历时半年之久，完成了这场绕地球一周的大旅行。两周后，他回京复命，紧接着一周后的24日，他被任命为总理衙门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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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30日，李鸿章抵达彼得堡，先后在5月4日和7日，两次谒见了尼古拉二世，5月26日在莫斯科参加了加冕典礼。原本，他的使命就不仅仅是这些。他的本意不是要在典礼上献花，而是要与沙俄签署同盟密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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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冕典礼前后，经过与沙俄政府的交涉，条约终于得以在6月3日签署。实际上负责谈判的，是沙俄财政大臣维特。这一中俄秘密同盟条约全文由六大条款构成，最重要的有以下两点。一是将日本作为假想敌国，俄清之间结成包含朝鲜半岛在内的防守同盟。二是允许沙俄的西伯利亚铁路经过东三省，东清铁路便是根据这一条款建设的，后来又将支线延伸至南部，从哈尔滨一直通到沙俄租借的旅顺。其中的长春至旅顺路段在日俄战争后，变成了日本的南满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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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密约》将沙俄的势力引入了东三省，成为日俄战争、九一八事变的导火线，后来又引发了中日战争。由此，对负责谈判与签署条约的李鸿章，世间的评价极其苛刻。这里引用一段最早的、最具影响力的评论，摘自中国外交史学家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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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二十二年的《中俄密约》是李鸿章终生的大错。甲午战争以后，日本并无于短期内再进攻中国的企图。是时日本政府反转过来想联合中国。因为西洋倘在中国势力太大，是于日本不利的。威特的本意不是要援助中国，是要利用东清铁路来侵略中国的。以后瓜分之祸及日俄战争、“二十一条”、九一八，这些国难都是那个密约引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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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之后历史发展的情况来看，正如蒋廷黻所述，李鸿章逃脱不了造成这种结果的责任。然而这也正是堪称“谤史”的中国式历史叙述。当时的李鸿章，或者是其他的任何人，何尝有其他的选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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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挽回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除了寻求沙俄干涉之外别无他法，而沙俄也积极做出回应，只好彻底走向亲俄之路了。一旦拒绝的话，沙俄也会反友为敌。只有尽可能地完善亲俄路线，这是当时外交政策的基本所在，而能够实现它的，也只有李鸿章一人。要论对日本的侵略企图、军事实力过大评价，或是对沙俄的预见过于轻率，这些指责都无可厚非。然而要仅仅夸大《中俄密约》的话，可以说太缺乏对历史的考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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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说“失策”，那么指的就是常胜将军李鸿章打过的唯一一次败仗——中日甲午战争，以及点燃了这场战火。导致日清开战的出兵朝鲜这一举动，是他一生中最大的失败。导致这一无奈举动的，正是他向来对日本的敌视。要指责李鸿章的“失策”，如果不追溯到此来思考的话，那么不论对历史学而言，还是对中日两国而言，都是没有意义的，甚至是有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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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本人也并非认为签订密约是最妥善的办法，他应该预见到了背后蕴藏的危险。然而，他最终还是进行了交涉并签署密约，是出于当时他肩负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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