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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李鸿章本人的地位又如何呢？他在各地，经常提到自己回国后将恢复权力。和俾斯麦会谈时，他也保证回到中国后，一定会效仿德国组建军队。然而他说的话，又有哪些是出自真心的呢？受到历史悠久的中国的头号政治家对本国文明的称赞，就算是自尊心再强的欧美人，想必也不会不愉快吧。这里还是将它们看作是外交辞令或是巧言辞令比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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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李鸿章发挥的便是这种作用。往年的成果使他远近闻名，和外国的外交官们也有很深的交情。即使他并不具备立即组织谈判或是实施政策等权力，却是再适合不过的窗口人物，可以在建立关系上发挥作用，应该说也有“炙手可热”相应的功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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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袁世凯：东亚的近代·现代中国的起点 [:1705920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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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瓜分”与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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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回国后被任命为总理衙门大臣，也是出自相同的背景。失去了军事力量，他再也无法主导督抚重权的大任了。然而他还是被委以对外交涉的重任，这是出自他20多年的经验。从中也可以看出，打了败仗暴露了国力的清朝，在对外交涉上更是举步维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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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列强的侵略远远超出了预想。特别是1897年11月，随着德国占领胶州湾而引起权益争夺的白热化，清朝几乎没有抵挡之力。沙俄也继德国之后，强行向清朝租借了旅顺和大连，几乎是背弃了与清朝的同盟，还霸占了三国干涉后本应归还清朝的辽东半岛。此时，沙俄向负责谈判的总理衙门大臣的两位巨头，李鸿章和张荫桓，分别进行了50万卢布和25万卢布的贿赂，也是有名的史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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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如此，这场贿赂本身却并不具备重大的意义。原本，清朝对沙俄的背叛也采取不了任何有效的措施。即使拒绝沙俄的贿赂，也几乎毫无意义。想必李鸿章也看穿了这一点吧。这里反倒能够看出，要采取贿赂这一手段的沙俄心虚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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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对抗沙俄南下和势力扩张，英国也从清朝掠取权益，法国也乘虚而入。落后一步的日本和美国则提倡“保全支那”“门户开放”来加以对抗。中国瞬间就卷入了被“瓜分”的局势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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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这一危急局势，清朝内部也开始告急。早在中日甲午战争刚结束后就开始呼吁的“变法”，瞬间就步入了付诸实施的气氛当中。康有为、梁启超等少壮派下等官僚和知识分子主导下的变法，是将清朝的政体改变为立宪君主制、近代国家的一种新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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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法政策得到实施，是在1898年6月至9月间的大概100天，因此也被称作“百日维新”。9月21日，拥护西太后的保守派发动政变，变法派被镇压，而一直推进变法的光绪帝，两天后也遭到了幽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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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将变法及其挫折仅仅看作是改革与守旧之间的对立，是不充分的。变法最大的特点和弱点是和督抚重权、垂帘听政互不相容，背离了现实的政治社会结构。变法派在知识分子阶层中展开宣传运动，同时通过光绪帝来控制中央政界，是康有为等人的战略。康有为的主张在当时被视为极其激进的改革，无论是中央或是地方都有不少人为之折服。根据当地的实情在地方的裁量下进行施策，由中央来检验并批准，是督抚重权、垂帘听政的模式；而光绪帝采取的自上而下下令变法的方式却与之背道而驰，再加上命令的内容脱离现实，只会逐渐失去效力。变法派想要改变世界，需要时间和局势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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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变法训令陆续颁布期间，9月7日这天，李鸿章被撤去了总理衙门大臣一职。虽说变法派素来就将李鸿章视作政敌，撤职的具体经过和意义却不十分明了。变法对之前的洋务做法进行批判，以此来获得自己的合法性，还对导致“瓜分”的对外政策和亲俄路线进行了纠正。李鸿章的罢免无疑就是这一姿态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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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变法的具体政策内容，以培养人才为首，和李鸿章提倡的洋务、海防就有很多重叠之处。而李鸿章本人，对变法也绝没有敌视的情绪，甚至他还曾经公开宣称：“我和康有为是一派的。”76岁的李鸿章，也许出乎意料地对新世代的新举动怀有巨大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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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随着变法的失败，中国仍然处在剧烈的风雨飘摇之中。已经步入垂暮之年的李鸿章，直到瞑目的那一天都没有歇息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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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袁世凯：东亚的近代·现代中国的起点 [:1705920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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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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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袁世凯：东亚的近代·现代中国的起点 [:1705920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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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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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变法派和光绪帝手中夺取政权的保守派，却未能得到同情变法的外国列强的共鸣，也就得不到和这些国家日常通交的地方政府的支持。这在保守派策划废黜光绪帝的举动中明确地得到了体现。1900年初，废帝计划由于外国与地方势力的反对而泡汤，保守派的反动倾向更加明显了。重新恢复了垂帘听政的北京朝廷，与变法派一样也脱离了督抚重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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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进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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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兰市立印刷博物馆所藏，摘自并本赖寿、井上裕正《中华帝国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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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十分兴盛的是华北的教案。其中势力最大的是山东省的义和团。义和团是民间的秘密团体，宣扬通过巫术式的仪式和拳术以及习武便可以获得超人的力量，他们拒绝西方人和西方文明，不断地对以教堂为首的西方设施及人员进行排外性的袭击。其势力得以扩大的原因，在于觉察到朝廷反动意向的地方政府的庇护和援助。义和团的“团”指的是团练，意味着得到政府的承认。因此，它的口号也是“扶清灭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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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动态，列强自然是提出了抗议。新任山东巡抚的袁世凯，经过授意对义和团进行镇压，义和团又迁移到直隶省，开始了新的排外性攻击活动。转化为反动排外、脱离督抚重权的清朝中央，与义和团携手合作是自然的趋势，1900年6月，清朝将义和团引入了北京。6月19日在北京召开的会议上，西太后决定对列强宣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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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之前的6月11日，日本公使馆书记官杉山彬被清军士兵杀害。20日，德国公使克林德被击毙。21日，清朝正式颁布了宣战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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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0日至8月14日期间，清军和义和团包围并袭击了外国公使馆。对外交官和在外公馆不得施加危害这一国际惯例，在这个时代也不例外。在列强们看来，这简直是无法容忍的暴行和野蛮行为。对此，列强们组成了两万人的八国联军，占领天津后，又在8月14日进入北京，解放了公使馆。15日，西太后和光绪帝逃出北京，10月底，他们抵达西安落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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