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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个时代是20世纪,“爱国主义”的时代。以前尚未出现或是非常微弱的“国家”和“民族”的概念兴起并渗透,中国要成为国民国家是自明的目标。作为新时代旗手并成为领袖人物的,是刚才提到的梁启超。他在变法失败后亡命日本,致力于新闻事业,为爱国主义的普及和国民国家的形成做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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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19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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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死后不久,梁启超为他写了评传并出版。当时他30岁,可以说还是个青年。他断言道:“四十年来中国的大事,几乎全部与李鸿章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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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坐知有洋务,而不知有囯务。坐知有军事,而不知有民政。知外交却不知内治。知朝廷之存在,而不知国民之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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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旧时代,展望新时代固然不错。把旧时代的责任推给李鸿章,挖掘他的短处来作为新时代的靶子,从立场而言也是无奈吧?让人无法认同的是,对其“不知”的夸大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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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果真没有实施“民政”和“内治”吗?当时,还没有“国务”和“国民”的概念。把实施过的事情或是不存在的东西都判断为“不知”,是有意的虚伪、理论上的欺诈。这里不是对他人或先人的同情、共鸣基础上的历史视角,不过是为了匆忙让自己的观点正当化的政治思维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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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一家,18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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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列从左至右依次为李国杰夫人(张氏)、李经述的女儿、李经璞(李鸿章最小的女儿)、李经迈夫人(卞氏)、李经述夫人(朱氏)。中列为李经迈、李经述、李鸿章。前列为李国熊、李国煦、李国燕、李国杰。中列的经迈、经述是李鸿章之子。前列的四人是经述的儿子们。(摘自福尔索姆《朋友·客人·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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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极尽为人臣子之道,不仅健康长寿,还拥有众多的子孙。在私生活上也是无可挑剔。不过,他个人的私事,也几乎没什么意思。正如他的老师曾国藩所言,他热衷于当官从政,是名“豁出命干”的官僚。作为官员,他的举手投足都与“中国的大事”息息相关。在实地的政治行政上,可以说在敷衍了事的中国传统的官僚、士大夫中,他的作风极其罕见。正因为如此,有违他初衷的事情也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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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败的生涯及其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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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作为一名科举精英,一开始奉职于翰林院,如果就这样下去的话,他应该会成为一名集中华文明精髓于一身的拥有荣耀的文臣,这也是他年轻时的目标。然而,命运的捉弄让他意想不到地当上了地方大员,终其一生。按照传统的价值标准来看,无论多么的富贵或是有权有势,地方官员终究只是二流而已。他一生都对此心怀自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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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年5月1日这天,他担任总理衙门大臣,身在北京。与他同一时期考上进士的杨味苑来看他,目的是炫耀自己写的书。李鸿章嘲笑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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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上了进士,进不了翰林院,真是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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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味苑也不甘示弱地回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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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了翰林院还空有宰相的头衔,却当不了文官,不也丢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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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是自卑心理受到了刺激,李鸿章勃然大怒,拿起拐杖追打杨味苑。杨味苑只好狼狈地逃了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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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的李鸿章76岁。如果这件事是真的,应该李鸿章的行为是凶残的、野蛮的,如此高龄却有此等精力确实让人惊叹。更让人感慨的是,他的矜持与官界的常识之间的鸿沟竟然如此之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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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如此,他身为肩负清朝命运的中流砥柱这一点,却是不容置疑的。那么,作为一名地方大官,他的业绩到底不是他的本意。尤其是20多年的洋务和海防。洋务与民政、内治脱离,成为军事和外交,是由于撞上了中国的政治体制、社会结构这一堵墙壁,无奈之下的结果而已,并不是他所期望的。聪明而又自负的李鸿章,认识到这堵墙壁无法突破后,他只是没有犯下有勇无谋、头脑发热最终失败的愚蠢错误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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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堵墙壁,同样地竖在了批评李鸿章的梁启超面前。不,还不只是梁启超。之后的中国改革家、革命家都无一例外地面对同样的问题,他们不也同样经历了无数次的失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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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如此,不,应该说是正因如此,人们不时会从投机的角度对李鸿章的一生进行描写。中国谴责他是“投降主义”“卖国”或“误国”,外国也评论他是“现实主义”“实用主义”,现在也是如此。而由来之一,无疑就是梁启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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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李鸿章的一生具有的意义,于中国自不必多说,对日本也是极其重大的。这样一来,最重要的是紧密联系当时的文脉进行分析。梁启超试图完成对旧时代的总结和新时代的展望,如今的日中双方也都迫切需要思考这一点。李鸿章和他的时代,不正是恰当的材料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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