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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袁世凯:东亚的近代·现代中国的起点 序言 袁世凯与日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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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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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6月28日,塞尔维亚一名青年在萨拉热窝刺杀了奥匈帝国的皇储夫妇。无疑,当时谁也不曾想到这件事会引发一场史无前例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就在毫无预料中开始,又在出人意料中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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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是百年以前,世界却已经步入了国际社会,大战并不仅仅是欧洲的问题。例如,日本政府的元老们将这一大战称为大正的“天佑”,当时的大隈重信内阁也试图乘机巩固在外国的权益并将其扩大。首先,他以日英同盟为由,向包括德国“租借”的青岛在内的山东省胶州湾派出军队。当时是8月23日,不久,大战也给东亚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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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担心由此对己不利,早早就宣布了中立。当时是袁世凯任大总统的中华民国。而列强们实际上在中国并没有什么有关大战的明显举动。他们忙于在欧洲应战,无暇顾及东亚。能够有精力涉足中国的,只有日本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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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藤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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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打着从敌国德国手中夺回青岛的旗号,出兵山东并占领青岛。袁世凯政权也乘机在1914年底,向日本提出撤军并返还占领地的要求。日本却不予理会,不仅如此,还在翌年的1月18日,秘密提出了涉及权益的要求。这就是所谓的“二十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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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列举如下:首先,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省的权益;第二,扩大日本在东三省南部、内蒙古东部的权益;第三,承诺不租借、不割让沿海地区;第四,由日本人担任清政府的政治、财政和军事顾问,且任用大量日本人从事警察工作;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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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条的目的不尽相同。外相加藤高明最看重旅顺和大连的租期延长,把山东省看作是达成目的的“交换材料”。所谓政府顾问,他自己也承认要求的内容过于盲目空洞,过分地考虑了日本国内情况。于是,涉及顾问问题的第五条内容,日本隐瞒了其他列强,开始秘密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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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围绕“二十一条”的举动过于拙劣。作为接受方的袁世凯政权,应该可以说更为巧妙吧!他们首先将接到的内容透露给各国和媒体,引起国内外对日本的反感。最终的外交谈判与加藤的预想大相径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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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中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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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大总统的袁世凯,亲自指挥了这场谈判。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内忧外患之中。反抗国会和各省政府的事件不断发生,治安恶化,财政困难,政治形势陷入极其困难的局面,还有强敌在一旁虎视眈眈。“二十一条”的内容无一不损害中国的利益。不难想象,袁世凯心中对日本是何等的怕,又是何等的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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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对企图以武制胜的日本,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同一时期英美也发出强烈的反对声音,中国国内还出现了抵制日货等局面,反日情绪高涨。在动荡不安中,谈判一直持续到5月,眼看就要达成妥协时,日本又犯了错误。5月7日,日本向中国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其在9日之前接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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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做法在之前的对华外交上基本属于惯例。不仅仅日本是这样,其他列强也基本通用。中国当局为了逃避责任,打算接受日本的要求,也是出自这一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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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日本删除了“二十一条”中存在争议的第五条,向中国做出了很大的让步。即便如此,两国政府仍旧想按照以往的惯例解决问题,也许是墨守成规吧,而为此付出的代价着实不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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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硬要挟、采用高压手段的日本,和软弱无能、一味退让的袁世凯各自鲜明的姿态,重新激起了中国民间的强烈反感。各地都开展了激烈的排日运动。袁世凯为了扭转矛头,解释自己是为了避免开战,不得不接受“二十一条”。他将5月7日、9日指定为“国耻”纪念日,呼吁人们为了雪“耻”而“卧薪尝胆”,开始着手实现国内的稳定,推动强有力的统治。想必即位皇帝这一举动,也是其中的一部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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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袁世凯的这一姿态,日本人可谓深恶痛绝。当时的日本人,并没有觉得“二十一条”是多么过分的要求。他们认为比起之前欧洲列强的行为自己要轻微得多,在这里已经产生了感觉上的差异。至少袁世凯已经和前代处于不同的风潮之中了。可是,日本的官民却对中国政府的顽强抵抗恼羞成怒,把各地频发的排日运动,也看作是袁世凯政权的唆使。由此,日中关系更加恶化,陷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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