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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氏族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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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父死后，袁世凯先是回到了故乡项城。可是他的举动，依然我行我素。周围人焦急之下，又把他送到北京，在养父的弟弟保龄身边继续读书。同在北京的叔叔保恒考中了进士，在中央做了官，因此对袁世凯的监视就更严格了。不久保恒又当上了户部、刑部的左侍郎，以现在的日本来说，相当于财务副官和法务副官。可是，袁世凯还是学不进去。大家可以注意到他在这方面的固执和顽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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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总算是通过了童试，考上了学校。上了学，才有参加科举正式考试的资格。然而，正式考试他却未能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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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9年，第三次乡试落榜后，袁世凯已经无法再忍下去了。寄养的家主袁保恒在这一年去世，袁世凯留下“大丈夫应效命疆场，安内攘外，岂能受困于龌龊笔砚之间，误己光阴呢？”的豪言壮语，将诗文付之一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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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不学无术”的评价便由此而来。当然，这和我们如今所说的不学无术，意思是不一样的。袁世凯只是没有参加科举考试，不喜欢学习罢了。他不仅有古典文学的修养，还写得一手好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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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却由此产生了误解，他们觉得未能取得科举学位，就比前两个时代的曾国藩或李鸿章要差好几个层次。不能否认的是，这种误解对之后的日中关系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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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袁世凯虚岁才21岁，即使考到年迈连科举考试资格都拿不到的人也不少见，虽说袁世凯年轻气盛，然而决定放弃科举，作为名家的子弟，可以说是需要相当勇气的决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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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中国的传统，通过科举获得社会的尊崇，才能获得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特权。反而言之，放弃科举对以后的出人头地是极为不利的，周围的人们一定极度担忧他的前途吧！甚至有人因此和他绝缘也说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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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时代已经不同于从前了。纵观袁世凯的一生，可以看到，即使是做出让人不悦的举动，也是可以走出一条新路的。当然，一名年仅21岁的年轻人，是不可能预见到未来时空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袁世凯可以说是幸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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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装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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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一时代，需要我们来分析一下。袁世凯出生时，中国正受清朝这一王朝政权统治。清朝在中国历史上，是曾经出现过最和平最繁荣时代的政权之一。18世纪后半期的乾隆时代便是其中的典型，也是清朝的全盛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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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此时已经不再是太平盛世。内忧外患之下，各种事件已经不足为奇，于是清朝着手建立能与之对应的体制。这里暂且将其称为“督抚重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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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抚”是上面提到的总督与巡抚合起来的简称，明末以后，用来指那些统辖一省或是几个省的军政、民政的地方大官。清朝皇帝统治汉人，从一开始就是通过这些总督、巡抚来实现的，这是清朝的基本结构，历代皇帝都把对他们的利用和管理当作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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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最为彻底的，要数清朝第五代皇帝雍正帝。他亲自掌握、限制督抚的行动，在地方行政上贯彻自己的意志。在统治上取得的改革成就，是雍正帝的努力取得一定成功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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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是历代皇帝都能像雍正帝那样实行独裁统治。特别是经过18世纪的繁荣后，中国的人口从17世纪末的1亿人猛增到4亿，翻了4倍后，原先的政治体制也就渐渐地出现了破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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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确立并按照当时的规模延续下来的皇帝独裁以及官僚制度，已经无法掌控和统治18世纪后爆发性膨胀的民间社会，治安的恶化也日益显著。19世纪初出现的内忧外患，便来源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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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益庞大的社会矛盾加深，旧的秩序下无法收容的人群增多，倘若官府不能提供保护，那么就只能是自己保护自己。由此产生的非法组织虽然不像字面意义上那么隐蔽，姑且还是按照惯例称呼它们为秘密结社吧！随着它们数量的增加，每个地方的自卫组织也有所发展。人们称其为团练。两者之间会发生冲突，加剧了治安的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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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服从权力或是反抗权力，民间进行武装活动已经变得相当普遍。虽然各个地方的进展不同，事态各异，但我们还是可以将它们统称为“社会的军事化”，因为它们是在同一时期、相同条件下，产生于相同社会组织的基础之上。社会的军事化成为清朝全国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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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抚重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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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社会的军事化”到了19世纪中叶，已经不仅仅停留在治安的恶化方面，而是呈现出内乱的模样。这是由于反抗权力的一方汇集好几个秘密组织，引起大规模的叛乱，太平天国、捻军都是如此。而顺从权力的一方为了与之抗衡，各地都组织团练和义勇军，来充当地方的防卫。纠集众多的义勇军组建大规模的军队镇压叛乱的曾国藩和李鸿章，成为这一个时代的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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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后半期的特征体现为，从“社会的军事化”发展而来的义勇军和以往总督、巡抚主导下的地方行政结合起来。为了维持地方上的治安，负责管辖的总督、巡抚必须要掌握、指挥义勇军。然而，实际上这一流程是反方向的。指挥义勇军的首脑，会逐步被任命为总督或巡抚，结果同样是通过军事力量掌握所辖地区，拥有财政权力来维持军事力量。北京的中央政府再凌驾于这一基础之上，形成了清末的政治结构。督抚重权指的就是这种权力比重向地方的督抚转移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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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此时，清政府的权力经过政治斗争后有所弱化。继位的同治帝尚且年幼，代行其职责的是母亲西太后。这就是“垂帘听政”。太后执行政务时，因为身为女性不方便抛头露面，便在前面垂下帘子，这种政治形态在历史上也曾经出现过几次，并不是史无前例，西太后自己也颇为拿手。尽管如此，毕竟她只是代理，不可能像康熙帝、雍正帝那样拥有对总督、巡抚和地方大官的领导力和统治力，也是无可奈何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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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示不及时到位，还不如下放权力。北京想要对地方的情况了如指掌并下达适当的指示，比起上一个世纪，局面更加复杂多端，变动也非常快。倘若地方政府不根据当地情况立即处理的话，就会来不及收拾局面。要是事事都要上传遥远的中央等待指示，就很难避免事态的恶化。实际上也时有这种情况发生，由此清朝也最终缩短了自己的寿命，这一点暂且放下不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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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尽可能地批准地方的裁量权，并使其发挥手腕和力量，更为明智。随着“督抚重权”的日益显著，北京权力的削弱超出了预想，转变成顺应这一形势的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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