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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他要让朝鲜和外国看到“上国”作威作福。这些还不仅仅限于日常的交往、惯例性的典礼以及礼仪。在历史上尤其重要的,往往是与政治外交相关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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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点上尤其引人注目的是,袁世凯与外国人顾问德尼之间的对立。德尼是美国的法学家,曾经是常驻上海的总领事。李鸿章在穆麟德之后,将他与袁世凯一道派往朝鲜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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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期待德尼能够配合袁世凯,来推动清朝的对朝政策。之所以他会选择法学家和外交官,是因为他看好德尼与西方列强的关系、对国际法的了解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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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想到,不久后德尼对袁世凯提出了严厉批评。和前任的穆麟德一样,德尼也与李鸿章无法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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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两人的对立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是1887年国王的废黜和翌年的汉城教案。前者废除了高宗,另立新王,由大院君摄政;后者是汉城的基督教徒和教会受到袭击的事件。原本,这些都没有根本性的证据证明与袁世凯有关,也都不了了之。德尼却判断是袁世凯的唆使造成的。从客观上来看,倒也不是没有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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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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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尼勃然大怒,他认为这一行为否定了自己侍奉的君主的存在,并威胁到了和自己一样生活在汉城的外国人的生命财产。他写了名为《清韩论》(China and Korea )的英文小册,同时批评了李鸿章的朝鲜政策。他指出,朝鲜是国际法上也是事实上的独立国家,清朝和袁世凯却对其加以蹂躏,干预其内政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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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算德尼的说明和主张较为极端,朝鲜和外国在观点上也不乏存在共通之处。朝鲜在德尼发声之前,曾向欧美派出过常驻的外交使节。当时,袁世凯反复发出抗议,并提出各种条件加以干预,朝鲜政府和美国当局也都予以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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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光是对沙俄,袁世凯对美国也开始戒备。它们都以派遣军事教官的方式,来威胁“上国”清朝对朝鲜的“保护”。在此之上,又发生了向欧美派遣使节和德尼事件,对立愈发变得尖锐了。外国列强异口同声向清朝当局发泄对袁世凯言行的不满,朝鲜政府也忍无可忍,要求清政府召回袁世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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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李鸿章的信任却毫不动摇。这是因为,袁世凯忠诚地实施了他的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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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问题日渐恶化,难以挽回。赴任三年,屡次调整之苦心、见机之救济,局外人不甚了解,吾却心知肚明,数次提醒其不要锋芒过露。拜读贵函,其见识度量愈发加深,实感欣慰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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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1888年8月李鸿章寄给袁世凯的书信。就在这封信中,他痛骂德尼为“区区蟊贼”,其“诬蔑之辞”和“邪说”都不足为信。四年后的1892年,他又在奏折中推举袁世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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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对朝鲜,首先是正其属国之名分而防止其僭越,其次对外国,用心交际而阻其欺瞒侵略。凡是有关体制、利害之处,事先预防,临机处理,事后挽回,无不把握要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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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说满篇都是赞美之辞,却并不为过。当时,袁世凯34岁,对其能力李鸿章也是颇为满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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跌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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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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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进入19世纪90年代后,从客观上来看,局势也倾向于对袁世凯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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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他的角度来看,倒不如说之前是逆境。和朝鲜政府、外国政府的冲突越是厉害,就越是要诉求自己的地位来突出自我,这样才能忠实地完成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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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他没有就此退却。如果政府谈判这条路行不通,他便利用王室礼节,或是通商金融等手段,不惜一切来证明朝鲜是清朝的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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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举措并没有立即取得预期的结果。然而,事态的好转,连他自己也察觉到了。朝鲜政府的反抗有所减弱,和他之间也出现了转圜余地。他投入的大量精力,终于逐渐获得了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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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谷令事件就是很好的证明。防谷令是朝鲜地方官员颁布的暂时禁止粮食对外输出的命令。每逢歉收时有关官员会经常颁布防谷令,1889年10月在咸镜道颁布的防谷令,也是按照惯例实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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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按照日朝之间的通商规定,实施防谷令需要提前一个月通告日本政府。因为日本的主要进口商品就是粮食。然而,此时,朝鲜方面并没有提前一个月通知日本,于是日本方面正式提出了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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翌年1月,虽然防谷令被撤销,然而由于这一期间禁止交易,从事大豆出口的日本贸易商人遭受损失,日朝之间围绕赔偿问题开始进行谈判。总而言之,这件事原本和清朝、和袁世凯几乎没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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