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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他要让朝鲜和外国看到“上国”作威作福。这些还不仅仅限于日常的交往、惯例性的典礼以及礼仪。在历史上尤其重要的，往往是与政治外交相关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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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点上尤其引人注目的是，袁世凯与外国人顾问德尼之间的对立。德尼是美国的法学家，曾经是常驻上海的总领事。李鸿章在穆麟德之后，将他与袁世凯一道派往朝鲜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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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期待德尼能够配合袁世凯，来推动清朝的对朝政策。之所以他会选择法学家和外交官，是因为他看好德尼与西方列强的关系、对国际法的了解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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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想到，不久后德尼对袁世凯提出了严厉批评。和前任的穆麟德一样，德尼也与李鸿章无法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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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两人的对立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是1887年国王的废黜和翌年的汉城教案。前者废除了高宗，另立新王，由大院君摄政；后者是汉城的基督教徒和教会受到袭击的事件。原本，这些都没有根本性的证据证明与袁世凯有关，也都不了了之。德尼却判断是袁世凯的唆使造成的。从客观上来看，倒也不是没有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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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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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尼勃然大怒，他认为这一行为否定了自己侍奉的君主的存在，并威胁到了和自己一样生活在汉城的外国人的生命财产。他写了名为《清韩论》（China and Korea ）的英文小册，同时批评了李鸿章的朝鲜政策。他指出，朝鲜是国际法上也是事实上的独立国家，清朝和袁世凯却对其加以蹂躏，干预其内政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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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算德尼的说明和主张较为极端，朝鲜和外国在观点上也不乏存在共通之处。朝鲜在德尼发声之前，曾向欧美派出过常驻的外交使节。当时，袁世凯反复发出抗议，并提出各种条件加以干预，朝鲜政府和美国当局也都予以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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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光是对沙俄，袁世凯对美国也开始戒备。它们都以派遣军事教官的方式，来威胁“上国”清朝对朝鲜的“保护”。在此之上，又发生了向欧美派遣使节和德尼事件，对立愈发变得尖锐了。外国列强异口同声向清朝当局发泄对袁世凯言行的不满，朝鲜政府也忍无可忍，要求清政府召回袁世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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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李鸿章的信任却毫不动摇。这是因为，袁世凯忠诚地实施了他的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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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问题日渐恶化，难以挽回。赴任三年，屡次调整之苦心、见机之救济，局外人不甚了解，吾却心知肚明，数次提醒其不要锋芒过露。拜读贵函，其见识度量愈发加深，实感欣慰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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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1888年8月李鸿章寄给袁世凯的书信。就在这封信中，他痛骂德尼为“区区蟊贼”，其“诬蔑之辞”和“邪说”都不足为信。四年后的1892年，他又在奏折中推举袁世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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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对朝鲜，首先是正其属国之名分而防止其僭越，其次对外国，用心交际而阻其欺瞒侵略。凡是有关体制、利害之处，事先预防，临机处理，事后挽回，无不把握要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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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说满篇都是赞美之辞，却并不为过。当时，袁世凯34岁，对其能力李鸿章也是颇为满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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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袁世凯：东亚的近代·现代中国的起点 [:1705920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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跌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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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袁世凯：东亚的近代·现代中国的起点 [:1705920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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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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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进入19世纪90年代后，从客观上来看，局势也倾向于对袁世凯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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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他的角度来看，倒不如说之前是逆境。和朝鲜政府、外国政府的冲突越是厉害，就越是要诉求自己的地位来突出自我，这样才能忠实地完成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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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他没有就此退却。如果政府谈判这条路行不通，他便利用王室礼节，或是通商金融等手段，不惜一切来证明朝鲜是清朝的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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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举措并没有立即取得预期的结果。然而，事态的好转，连他自己也察觉到了。朝鲜政府的反抗有所减弱，和他之间也出现了转圜余地。他投入的大量精力，终于逐渐获得了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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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谷令事件就是很好的证明。防谷令是朝鲜地方官员颁布的暂时禁止粮食对外输出的命令。每逢歉收时有关官员会经常颁布防谷令，1889年10月在咸镜道颁布的防谷令，也是按照惯例实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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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按照日朝之间的通商规定，实施防谷令需要提前一个月通告日本政府。因为日本的主要进口商品就是粮食。然而，此时，朝鲜方面并没有提前一个月通知日本，于是日本方面正式提出了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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翌年1月，虽然防谷令被撤销，然而由于这一期间禁止交易，从事大豆出口的日本贸易商人遭受损失，日朝之间围绕赔偿问题开始进行谈判。总而言之，这件事原本和清朝、和袁世凯几乎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