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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11月，康有为等人在北京成立了强学会。前面提到过它是一种政治结社，不仅举行集会和讨论，还从事翻译和出版，制造改革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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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值中日甲午战争刚刚结束之际，支持强学会的人士也不少。其中不乏知名的达官贵人。当时，被北京传唤前往小站练兵的袁世凯，也加入了刚刚成立的强学会，并出了资。他的参加绝不是形式上的，当他动身前往小站时，康有为给他举办了践行会，就可见其一斑。虽然记录的日期不相吻合，无法判断这场饯行会的真伪，但两人从此时开始建立关系，估计是确有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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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赞成改革，并不等同于要加入变法。这是因为，变法并不是改革的唯一且绝对的方法。而且，之后的袁世凯专心于练兵，和变法的相关时局，特别是北京的中央政府相距甚远。要说在此期间的关联，无非是和荣禄加深了往来。也许这件事是关系到袁世凯进退的重大事件，然而以他的地位，还无法立即参与到变法当中，来左右政府的方针。对待康有为等人的变法，更具体地说，对待《定国是诏》颁布之后的戊戌变法，袁世凯的态度依然是不清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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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甚至有人指出，袁世凯加入强学会的举动，与其说是与变法、康有为产生了共鸣，倒不如看作是他四处建立人际关系的政治行为之一而已。变法与袁世凯的关系，与其说是他主动参与，不如说是变法派对他主动拉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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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袁世凯：东亚的近代·现代中国的起点 [:1705920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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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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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一句话来描述康有为这个人物，应该说是一名思想家吧！而且，他并非稳重严谨的思考者，而是擅长既成理论的知识分子，性格偏向于轻率。他之所以怀有改变历史的改革思想，并断然发起了政治运动，原因在于他的这种性格容易走向极端。另外，他充满了思想家们常见的独断性，有些地方缺乏灵活性。一旦他的思想定型后，便不会轻易改变。而且，他为了让自己的主张合理化，大量伪造历史记录，欺骗了不少历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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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起用了他的光绪帝，与冷静沉着的君主形象截然无缘。前面提到他在心急之下接连颁发敕令，就可窥见一斑。在关系到改革政策的人事方面，似乎也是如此，对看不顺眼的人毫不留情地罢免。《定国是诏》刚一颁布，由于意见上的分歧，他就罢免了自己多年的老师、心腹翁同龢，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当然，这和与外国保持何种关系这一政府的基本方针也息息相关，再加上背后隐藏的西太后势力之间的关系，不能只将之归结为光绪帝的性格问题。即便如此，古今东西，人事问题都是官僚们最为关心的，从这一点上来看，希望光绪帝谨言慎行的，恐怕不仅仅是笔者一个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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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在轻率这一点上，君臣二人甚为相似。在中央政府的权力比重有所提高之际，他们掌握大权，不顾周围的意见而大举推动了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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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首都北京，还是地方上，即使赞成变法，也对这些举措颇为冷淡。戊戌变法的方案，虽说有所举动，却迟迟不见成效。光绪帝、康有为君臣二人性格急躁，自然是坐立不安。于是，变法派开始弹劾看上去持反对态度的官僚。这样一来，反对派也无法保持沉默了。他们相应地上奏弹劾康有为，局势瞬间转变为党派之间的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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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左）光绪帝（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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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自《梁启超年谱长编》，岩波书店，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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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焦躁感和危机意识不断加强的君臣二人，决定实施变法，采取进一步的举动，即除去反对派。1898年8月26日，光绪帝下达了严斥地方大官怠慢的敕令。接着在9月4日，以妨碍本派上诉意见为由，下令罢免所有礼部首脑，即六堂官罢免事件。拿今天的日本来说，相当于把文部科学省的大臣和副官们全部免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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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后，又在北京罢免了相当于外相级别的老臣李鸿章，其目的不甚明了。李鸿章主张和沙俄联手，却招致了旅顺、大连沦为租借地的背叛行为，皇帝和康有为等变法派对他心生嫌隙，是不难理解的。在实际的对外政策上，变法派要和日本联手，而李鸿章与对抗日本的沙俄关系亲近，也许因此需要排除他吧！也或许是在后面要提到的录用外国人的方针上，可能担心会被李鸿章牵着鼻子走吧！总而言之，继礼部六堂官之后对高官人物的罢免，给政界造成了巨大的冲击，让变法前途变得更加岌岌可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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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掉了反对派，接下来便是强大自己的一派。在罢免了礼部六堂官的第二天，光绪帝便任命谭嗣同等康有为一派的四名青年担任心腹秘书和顾问，等同于宰相的任命，可以说是破格提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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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此时，袁世凯登场了。9月11日，代替被罢免的礼部副官的官僚徐致靖，推荐袁世凯，要求“破格提拔”此人。光绪帝听闻后当天就命他从天津奔赴北京，谒见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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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致靖当然是康有为一派的，这次的推举上奏也是出自康有为之手。在局势日渐紧迫之下，康有为最担心的是自己手中没有武装力量，于是想起了加入强学会的与自己年龄相近的袁世凯，便派遣门生徐仁禄前往小站，加深与袁世凯的关系。在一系列准备工作后，开始正式举荐袁世凯。徐仁禄正是徐致靖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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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拢袁世凯的目的在于，要先发制人用武力制服反对派。具体计划中甚至密谋要包围、进攻垂帘听政后退位的西太后居住的颐和园。事态千钧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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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袁世凯：东亚的近代·现代中国的起点 [:1705920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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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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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题回到《定国是诏》颁布的时候。颁布四日后的6月15日，翁同龢被罢免，直隶总督王文韶被召到北京接替他的职位，而空出来的直隶总督之位则由荣禄代理，赴任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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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味着担任重组军队要务的荣禄，拥有了当地的指挥权。而在小站继续训练新军的袁世凯，自然也成为他的属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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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人事调整想必出自西太后的意思吧！起先，西太后和她的派系就想破坏变法，并着手布局，这次的人事也被视作是其中的一部分。然而至少在这个时候，目的是为了防止变法初期造成的混乱，要将军队托付给皇室信赖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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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袁世凯的角度来看，以前关系就不浅的荣禄成为自己的顶头上司，当然是件好事。荣禄也对部下袁世凯的工作赞赏有加，就在徐致靖举荐的五天前，他刚刚上奏表扬了袁世凯。当命令袁世凯进京的电报抵达天津时，想必也毫不惊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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