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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须多言，沙俄是三国干涉的主角。虽然《马关条约》中割让的辽东半岛由此回到了清朝手中，然而失去了淮军和北洋水师后，清朝就连用来炫耀的武力都没有了。为了与日本对抗，翌年清朝与沙俄签署了同盟密约，不得不允许其铺设、经营和西伯利亚铁路相接的横贯东三省的铁路。这就是东清铁路，成为以后经济权益、政治外交的一大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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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并不会就此消除。1897年11月，德国以本国的传教士在山东省巨野县遇害一事为借口，派遣军队占领了胶州湾，翌年3月，又逼迫清政府承认其为租借地。“租借”从字面上解释是借的意思，然而为期99年的租借，几乎等同于占领，当时的实情不如说带有这一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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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有了先例，那么势必造成骑虎难下的局面。与清朝原本是同盟国的沙俄也乘虚而入，1897年12月占领了旅顺和大连，翌年3月将其变为租借地。与此对抗，英国占据了对岸山东省的威海卫以及香港的新界，法国也在1899年11月租借了广州湾。列强分别以各自的租借地为中心，划定了所谓的“势力范围”。日本也让清朝发布了不割让它在中日甲午战争中获取的台湾的对岸福建省的宣言，虽说晚了一步，但也加入了列强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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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这些被瓜分的“范围”内的，当然还是从前的居民，这个社会依然如故。但是，中国国内的知识分子，或是有关的外国人如何看待当时的局面，采取了何种行动，必须先和客观史实分离开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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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中国国内逐渐高涨起来的，是对所谓“瓜分”的危机意识。就像切“瓜”一样，中国被分割开来，而这些危机意识对政局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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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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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危机意识并不是这个时候才开始有的。甲午战争的失败已经引起了危机。输给被歧视为“东洋的小丑”“欧美的猴狲”的日本，是对中国巨大的打击，改革运动的高涨也与其有着直接关系。主导这场运动的，是一名叫作康有为的、出生于广州的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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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风靡中国的一门学问是考证学，原本是正确解读经典的一门科学，却没落成咬文嚼字的虚学，不具备实用性。到了19世纪，学界对此进行反省，开始流行起着眼于当前问题的学问。其中尤为激进的是推翻以前对正统经典的解释，将儒教之祖孔子视作制度的改革者和制定者的学派，康有为便是其中一人，他不仅仅宣扬学说，还试图进行政治上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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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比袁世凯年长一岁，是闻名远近的学者，却在科举的最高考试中落榜。1895年，就在考试期间，《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到北京，超过上千名的考生向政府上书反对与日本停战，要求从军备、内政和制度上进行改革。康有为也是其中一人，所谓变法运动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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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倡导的变法主要是以明治日本为模范的改革。为了使其正当化，他把孔子标榜为改革者。这本身就是前所未有的思想，而且将其扩大的手段也和以往的政治活动有着极大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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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宣传变法，康有为在各地成立了强学会和保国会等团体，还发行了《强学报》和《时务报》等机关报。它们是以众多的下级官僚和广大知识分子为对象的政治结社、新闻机构，和李鸿章等少数地方大官推动的以往的改革在这一点上存在区别。而他的得意门生梁启超，也全力以赴地投入到了活动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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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逐渐高涨起来。三国干涉以来，投靠沙俄的清朝政府对外政策失败，被瓜分的危机意识不断累积，对当时的人们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与沙俄敌对的日本让他们感到期待，并对日本模式的变法产生了某种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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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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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年，康有为的屡次上书终于有了成效，获得了在中央高官面前发表见解的机会。当然，比前一年更加加剧的对被瓜分的危机感，在这里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此后，他的主张在政府内部得以扩散，1898年6月11日，清朝颁布了《定国是诏》，即光绪帝下令正式开始变法。这一年的干支是戊戌，因此也被称为“戊戌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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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康有为率先变法的，是光绪帝本人。他颁布《定国是诏》后，又在9月中旬陆续下达命令将康有为的变法构思具体落实下去。区别于督抚重权，这次的变法由中央主导，这也是中日甲午战争以来一贯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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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法是以明治日本为模范的改革，大致上说来，就是将以前的体制改革成为西方式的近代国家体制。单个的改革方案涉及多个方面，虽然也有以前就实施的“殖产兴业”和军队改革等，但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大概要数人才培养和行政机构的重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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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者废除了以往的科举制度，建立起新的学校制度。就像前面提到的北洋武备学堂那样，当时计划系统性地建立称作“学堂”的西式学校，并率先在北京建立了京师大学堂，也就是后来的北京大学。就算是在当今的日本，考试或是就业的制度哪怕稍有变化也会大惊小怪，在中国这般巨大的社会，而且是具有千年以上传统的科举制度，积累多年的观念已经深入骨髓，可以说正如字面意思那样，这是一场惊天动地的大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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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者则以废除“冗官”（即职务重复、没什么实际工作内容的职位）为核心。以往中央、地方主要的部门和官职，由此遭到废除。行政改革就算是受到的支持再多，由于牵涉既得利益，也无法草率进行。这与时间和地点无关，即便是在如今的日本，也很难顺利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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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变法的每一项，都是巨大的举措。无论中央或是地方，都对接连发来的诏令感到惶恐不已。在负责施行的各地，有的地方甚至陷入了恐慌，不久后，它们便演变成为对变法的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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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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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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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戊戌变法的激进改革，并未得到周围的欢迎。即使没有公然反对、违背光绪帝的敕命，但大家也没有积极地去迎合，因此，变法计划几乎未能得到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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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袁世凯的动静又是如何呢，也是让人捉摸不透。仅仅从他前后的言行来看，很显然他是支持改革的人物。“小站练兵”时的军队西化，更是不用说了。中日甲午战争结束时，他给李鸿藻的书信中也透露了这一点。去天津赴任前受到光绪帝接见时，他也曾讲述过自己的改革方案。甚至有人认为，正是因为他的具体建议，才有了小站练兵对他的任命。因此，对康有为的思想和运动，他并不是完全反对的。不仅如此，他本人还亲自加入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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