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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也和大多数官僚一样,无所适从想必是实情吧!只不过因为他手中掌握了军队,关系到行使武力的局面,和他人自然是极不相同的。说得极端一些,夹在荣禄、西太后和康有为、光绪帝之间,无奈被置于投下最后决定一票的立场,其决断当然会是选择前者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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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到袁世凯报告的荣禄,9月25日接到了北京的传唤命令,匆忙进京谒见了西太后。已经开始陆续逮捕嫌犯的西太后,想必从荣禄那里得到了密谋的确凿证据了吧!之后的发展正如大家所知,光绪帝被幽禁在宫中,变法派大多被处刑。谭嗣同被处死,最先逃脱的康有为和梁启超等人亡命日本。戊戌变法变成了“百日维新”,几乎回到了原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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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如此,袁世凯其人,似乎总是置身于历史的转折点上。中日甲午战争的开战如此,戊戌政变亦是如此。虽说并不是他主导和策划的,却总是置身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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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一切并不是偶然的。他向往的、从事的外交军事,正处于时代的中枢,他的视角始终贯彻着现实主义精神。战争或是政变,被说成谋略或告密的话,只会留下千古骂名。然而,反过来,这却体现出青年袁世凯的机智多谋。戊戌年袁世凯年届不惑,飞黄腾达即在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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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袁世凯:东亚的近代·现代中国的起点 第三章 北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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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期的天津法租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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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团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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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外斡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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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政变后,光绪帝权力尽失,西太后占据中枢的体制得到恢复。不仅如此,刚开始实施的变法,几乎化为了一纸空谈。北京高涨一时的改革风气,受到镇压后也迅速冷却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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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说程度上有所差异,但是当前需要进行某种改革,这是很多官僚人士的共识。正因为如此,不管内心的真实想法如何,西太后也一直默默注视着光绪帝主导的变法的进展。从这个意义上,康有为一派在戊戌变法上急于求成的做法,反而阻碍了改革,对中国的改革而言,实在是太可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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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一看法在当时并不普遍,人们通常将其看作守旧派一举镇压了“变法”派的改革。原因之一是,从一开始康有为等人就利用报纸,持续进行猛烈的宣传活动。为了自我辩护并合法化,他甚至不惜伪造篡改文书和敕令。而且,这些伪造物成为追溯当时史实的材料,以他们为中心来看待历史的这一习惯,一旦养成就很难再改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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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们又往往习惯把改革、变法看作是正当的、正统的,并不怀疑。只要阻碍了改革的潮流,就是毫无争议的坏人,因此很难再去追究当时的实情。而且我们身为外国人,以为自己的观点和政体是理所应当的,因此在看待采取了相反行动的西太后时,容易带有批评的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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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仅是现代,当时的外国也一样。列强也期待能诞生出和自己的政体相近、更理想的交际对象而积极评价变法,对政变大感失望,不禁对光绪帝和变法派心生同情。从帮助康有为等人逃亡一事上就能看出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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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现代,还是当时,外国不得干涉中国的内政,理解也不充分。由此更造成了这场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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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当时对中国的政治肩负责任的人们,是否充分理解了当时的事态和局势,这一点也让人生疑。要是以为赶走了康有为等人,夺回了光绪帝的权力,就能够解决所有问题的话,就大错特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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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如从前一般完全恢复垂帘听政,光靠幽禁光绪帝是不够的。只要皇帝还在,那么他在制度上的权力就有可能得到恢复。因此,还需要想办法废除光绪帝的帝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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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这一想法却无法如愿。首先,四处散布皇帝身患重病的消息,来试探国内外的反应时,列强立即派出法国公使馆的附属医生前往诊疗,谣言不攻自破。地方督抚的反应也不尽如人意。于是,西太后只好放弃立即废除帝位,转而重立太子,来试着建立基础。没想到立太子一事也遭到国内外的激烈反对,最后在督抚和列强们的干预下无疾而终。就这样,西太后和她的势力对列强更加反感,排外的气氛更加高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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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有一点矛盾。政变的目的是夺去光绪帝的实权,重新恢复垂帘听政。但是,垂帘听政已经无法像以前那样,与督抚重权保持通畅的关系了。在废除光绪帝和立太子一事上可以看出,地方不遵从中央意志这一现象,从戊戌变法之后就没有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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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现象从中日甲午战争前后就开始日益明显,原因在于中央政府从体制上不考虑地方的意见。为了实施变法,光绪帝和康有为君臣二人采取了由皇帝主导的自上而下的方式。这一体制一旦形成,那么就不可能无条件地将其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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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观点来看,如果要问戊戌政变做了什么,可以说不过是光绪帝和变法派试图实现的权力集中,原封不动地被西太后和反对派继承了而已。说得更极端的话,他们是否实现了改革,也随着时间和场合的变化而不能一概而论。无论是否符合实际的情况,若是实施改革,列强就会持善意态度,反之,则露骨地表现出反对。政变之后的北京,与之前的姿态截然相反,变得更加排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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