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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也和大多数官僚一样，无所适从想必是实情吧！只不过因为他手中掌握了军队，关系到行使武力的局面，和他人自然是极不相同的。说得极端一些，夹在荣禄、西太后和康有为、光绪帝之间，无奈被置于投下最后决定一票的立场，其决断当然会是选择前者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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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到袁世凯报告的荣禄，9月25日接到了北京的传唤命令，匆忙进京谒见了西太后。已经开始陆续逮捕嫌犯的西太后，想必从荣禄那里得到了密谋的确凿证据了吧！之后的发展正如大家所知，光绪帝被幽禁在宫中，变法派大多被处刑。谭嗣同被处死，最先逃脱的康有为和梁启超等人亡命日本。戊戌变法变成了“百日维新”，几乎回到了原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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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如此，袁世凯其人，似乎总是置身于历史的转折点上。中日甲午战争的开战如此，戊戌政变亦是如此。虽说并不是他主导和策划的，却总是置身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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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一切并不是偶然的。他向往的、从事的外交军事，正处于时代的中枢，他的视角始终贯彻着现实主义精神。战争或是政变，被说成谋略或告密的话，只会留下千古骂名。然而，反过来，这却体现出青年袁世凯的机智多谋。戊戌年袁世凯年届不惑，飞黄腾达即在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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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袁世凯：东亚的近代·现代中国的起点 [:1705920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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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袁世凯：东亚的近代·现代中国的起点 第三章 北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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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期的天津法租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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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袁世凯：东亚的近代·现代中国的起点 [:1705920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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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团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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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袁世凯：东亚的近代·现代中国的起点 [:17059206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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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外斡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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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政变后，光绪帝权力尽失，西太后占据中枢的体制得到恢复。不仅如此，刚开始实施的变法，几乎化为了一纸空谈。北京高涨一时的改革风气，受到镇压后也迅速冷却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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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说程度上有所差异，但是当前需要进行某种改革，这是很多官僚人士的共识。正因为如此，不管内心的真实想法如何，西太后也一直默默注视着光绪帝主导的变法的进展。从这个意义上，康有为一派在戊戌变法上急于求成的做法，反而阻碍了改革，对中国的改革而言，实在是太可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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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一看法在当时并不普遍，人们通常将其看作守旧派一举镇压了“变法”派的改革。原因之一是，从一开始康有为等人就利用报纸，持续进行猛烈的宣传活动。为了自我辩护并合法化，他甚至不惜伪造篡改文书和敕令。而且，这些伪造物成为追溯当时史实的材料，以他们为中心来看待历史的这一习惯，一旦养成就很难再改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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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们又往往习惯把改革、变法看作是正当的、正统的，并不怀疑。只要阻碍了改革的潮流，就是毫无争议的坏人，因此很难再去追究当时的实情。而且我们身为外国人，以为自己的观点和政体是理所应当的，因此在看待采取了相反行动的西太后时，容易带有批评的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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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仅是现代，当时的外国也一样。列强也期待能诞生出和自己的政体相近、更理想的交际对象而积极评价变法，对政变大感失望，不禁对光绪帝和变法派心生同情。从帮助康有为等人逃亡一事上就能看出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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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现代，还是当时，外国不得干涉中国的内政，理解也不充分。由此更造成了这场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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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当时对中国的政治肩负责任的人们，是否充分理解了当时的事态和局势，这一点也让人生疑。要是以为赶走了康有为等人，夺回了光绪帝的权力，就能够解决所有问题的话，就大错特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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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如从前一般完全恢复垂帘听政，光靠幽禁光绪帝是不够的。只要皇帝还在，那么他在制度上的权力就有可能得到恢复。因此，还需要想办法废除光绪帝的帝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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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这一想法却无法如愿。首先，四处散布皇帝身患重病的消息，来试探国内外的反应时，列强立即派出法国公使馆的附属医生前往诊疗，谣言不攻自破。地方督抚的反应也不尽如人意。于是，西太后只好放弃立即废除帝位，转而重立太子，来试着建立基础。没想到立太子一事也遭到国内外的激烈反对，最后在督抚和列强们的干预下无疾而终。就这样，西太后和她的势力对列强更加反感，排外的气氛更加高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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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有一点矛盾。政变的目的是夺去光绪帝的实权，重新恢复垂帘听政。但是，垂帘听政已经无法像以前那样，与督抚重权保持通畅的关系了。在废除光绪帝和立太子一事上可以看出，地方不遵从中央意志这一现象，从戊戌变法之后就没有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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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现象从中日甲午战争前后就开始日益明显，原因在于中央政府从体制上不考虑地方的意见。为了实施变法，光绪帝和康有为君臣二人采取了由皇帝主导的自上而下的方式。这一体制一旦形成，那么就不可能无条件地将其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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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观点来看，如果要问戊戌政变做了什么，可以说不过是光绪帝和变法派试图实现的权力集中，原封不动地被西太后和反对派继承了而已。说得更极端的话，他们是否实现了改革，也随着时间和场合的变化而不能一概而论。无论是否符合实际的情况，若是实施改革，列强就会持善意态度，反之，则露骨地表现出反对。政变之后的北京，与之前的姿态截然相反，变得更加排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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