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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23896 无论现代,还是当时,外国不得干涉中国的内政,理解也不充分。由此更造成了这场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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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23898 然而,当时对中国的政治肩负责任的人们,是否充分理解了当时的事态和局势,这一点也让人生疑。要是以为赶走了康有为等人,夺回了光绪帝的权力,就能够解决所有问题的话,就大错特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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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23900 要想如从前一般完全恢复垂帘听政,光靠幽禁光绪帝是不够的。只要皇帝还在,那么他在制度上的权力就有可能得到恢复。因此,还需要想办法废除光绪帝的帝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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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23902 可是,这一想法却无法如愿。首先,四处散布皇帝身患重病的消息,来试探国内外的反应时,列强立即派出法国公使馆的附属医生前往诊疗,谣言不攻自破。地方督抚的反应也不尽如人意。于是,西太后只好放弃立即废除帝位,转而重立太子,来试着建立基础。没想到立太子一事也遭到国内外的激烈反对,最后在督抚和列强们的干预下无疾而终。就这样,西太后和她的势力对列强更加反感,排外的气氛更加高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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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23904 此处有一点矛盾。政变的目的是夺去光绪帝的实权,重新恢复垂帘听政。但是,垂帘听政已经无法像以前那样,与督抚重权保持通畅的关系了。在废除光绪帝和立太子一事上可以看出,地方不遵从中央意志这一现象,从戊戌变法之后就没有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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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23906 这一现象从中日甲午战争前后就开始日益明显,原因在于中央政府从体制上不考虑地方的意见。为了实施变法,光绪帝和康有为君臣二人采取了由皇帝主导的自上而下的方式。这一体制一旦形成,那么就不可能无条件地将其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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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23908 从这个观点来看,如果要问戊戌政变做了什么,可以说不过是光绪帝和变法派试图实现的权力集中,原封不动地被西太后和反对派继承了而已。说得更极端的话,他们是否实现了改革,也随着时间和场合的变化而不能一概而论。无论是否符合实际的情况,若是实施改革,列强就会持善意态度,反之,则露骨地表现出反对。政变之后的北京,与之前的姿态截然相反,变得更加排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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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23910 李鸿章·袁世凯:东亚的近代·现代中国的起点 [:1705920674]
1705923911 从教案到义和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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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23913 对列强日益反感的,还不仅仅是北京朝廷。中国社会自19世纪中叶对西方开放口岸以来,排外活动一直就没有停息过。所谓“教案”就是其中的典型事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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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23915 教案是对“仇教案”的简称,是指对基督教的教会、信徒和传教士们的袭击、迫害事件。前面已经说过,19世纪的治安恶化,源于军事化的秘密结社和地区社会之间的对立。甚至演变成为像太平天国等大规模的内乱。地区社会的引领者、科举合格的绅士们信奉儒教体制,而反体制的秘密结社往往和儒教之外的邪教勾结,于是信仰不同的集团之间产生纠纷和冲突。如此思考的话,传教士和信徒组成的基督教集团也是同样原理,教案便是不同的意识形态、不同的行为模式的集团敌视基督教团,并采取了武力攻击的事件。因此,只要和基督教集团之间产生了利益上的冲突,那么对其攻击的集团,有可能是儒教的地区社会,也有可能是邪教的秘密结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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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23917 随着教案的频频发生,清朝陷入了进退两难的窘境之中。特别是儒教集团,打着“攘夷”的教义来制造事端。而消灭了太平天国、保卫清朝的,则是绅士们领导下的地方社会的义勇军和武装集团。如果说从清朝本身的利害关系来看,那么必须要维护他们。否则的话,自己的支持势力将会倒戈投向另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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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23919 于是,清朝政府与西方列强们签署条约后,承担了保护基督教这一义务。无论愿不愿意,清朝都要保护基督教徒们的安全。否则,恐怕会招致外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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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23921 这种窘境,导致了教案的频频发生,而且看不到平息的迹象。体制和反体制混杂、各种集团汇聚一堂的民间社会中,纷扰时刻潜在,很多时候都反映在当局的政策和姿态上而日益表象化。清朝政府处在对外有所顾忌、对内事件频发的夹缝中,左右摇摆,举棋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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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23923 这些集团当中就有义和拳。它以拳法、武术和本土信仰为纽带,虽然在详细内容上有许多学术性的定义,我们暂且可以将它看作是秘密结社的一种。当局将其称为“拳匪”,英语则译作Box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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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23925 中日甲午战争后,义和拳在山东省势力大增,高举起排外的旗帜。这和管辖该省的山东巡抚李秉衡默许并鼓励他们的活动有关。德国占领胶州湾时用作借口的传教士杀害事件,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李秉衡不久后就受到外界压力而被罢免,然而山东的排外行动并不会就此而平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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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23927 政变后的1899年3月,新任的山东巡抚叫作毓贤。他素来和李秉衡交好,还当过山东省的地方官,因此,他与李秉衡几乎不分上下,对义和拳、排外活动持同情和迎合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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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23929 毓贤就任后公开承认义和拳为团练。团练是当时政府认可的武装集团的称谓,本质上和秘密结社并没有区别。因此,秘密结社的义和拳轻而易举地变身成为团练的义和团。它也不再是反体制的地下组织了,而是成长为高举“扶清灭洋”(扶助清朝消灭西方)旗号的公认的一大势力。当然,它的举动越是活跃,列强们就越是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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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23931 李鸿章·袁世凯:东亚的近代·现代中国的起点 [:1705920675]
1705923932 中央的变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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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23934 对戊戌政变起决定作用的是荣禄的进京。西太后把掌握军权的荣禄召到北京,就注定了变法将走向末路。反过来,变法派要想稳固权力,就必须夺取军权,因此就会去拉拢袁世凯。结局前面已经介绍过了。这么看来,袁世凯的进退,无论他告密与否,都会点燃政变与之后权力结构变化的导火线,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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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23936 荣禄曾经把自己麾下的武毅军从芦台调到天津,把甘军转移到北京附近。武毅军是指聂士成率领的部队,包括新式军队在内;甘军是董福祥率领的旧式军队。在变法问题上的对立日渐尖锐的情况下,这样的军事调度正是为了防止不测事态的发生。这在日后也具有重大的意义,它不仅仅是对摧毁戊戌变法的政变做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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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23938 政变后,荣禄成为西太后的心腹,继续掌握着军权。他把武毅军、甘军和袁世凯的新军等部队进行了合并重组,创设了武卫军。算上直隶的其他部队,荣禄的麾下拥有十万左右的大军。如此一来,西太后的政权有了武力后盾,比起戊戌变法时的光绪帝君臣们,实力不可同日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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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23940 或者应该说,由此一来,清朝中央变成了和地方各省几乎性质相同的权力实体。之前,地方各省都凭借其拥有的军事力量,除了维持当地的治安外,还处理当地的实际问题,在内政外交上都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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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23942 曾经领导淮军并就任直隶总督的李鸿章,驻扎在离首都不远的天津,同时还掌控发达地区的江南。看起来他似乎支撑着整个清朝的政治,可是,在制度上他不过是一介地方官员而已。重要的是西太后和中央默认了这位影响全国的地方官的政策,李鸿章得以在各个方面发挥本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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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23944 然而,这一次并非地方,而是北京独自拥有了军事力量。中央政府当然可以采取独立的政策方针。戊戌变法就已经是这种情况,可以说是典型。但是没有武力作为后盾,就不具备实施的能力。而这次的西太后政权,终于获得了军事能力和实施能力。他们会采取何种方针呢?那就是“排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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