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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现代，还是当时，外国不得干涉中国的内政，理解也不充分。由此更造成了这场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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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当时对中国的政治肩负责任的人们，是否充分理解了当时的事态和局势，这一点也让人生疑。要是以为赶走了康有为等人，夺回了光绪帝的权力，就能够解决所有问题的话，就大错特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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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如从前一般完全恢复垂帘听政，光靠幽禁光绪帝是不够的。只要皇帝还在，那么他在制度上的权力就有可能得到恢复。因此，还需要想办法废除光绪帝的帝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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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这一想法却无法如愿。首先，四处散布皇帝身患重病的消息，来试探国内外的反应时，列强立即派出法国公使馆的附属医生前往诊疗，谣言不攻自破。地方督抚的反应也不尽如人意。于是，西太后只好放弃立即废除帝位，转而重立太子，来试着建立基础。没想到立太子一事也遭到国内外的激烈反对，最后在督抚和列强们的干预下无疾而终。就这样，西太后和她的势力对列强更加反感，排外的气氛更加高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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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有一点矛盾。政变的目的是夺去光绪帝的实权，重新恢复垂帘听政。但是，垂帘听政已经无法像以前那样，与督抚重权保持通畅的关系了。在废除光绪帝和立太子一事上可以看出，地方不遵从中央意志这一现象，从戊戌变法之后就没有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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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现象从中日甲午战争前后就开始日益明显，原因在于中央政府从体制上不考虑地方的意见。为了实施变法，光绪帝和康有为君臣二人采取了由皇帝主导的自上而下的方式。这一体制一旦形成，那么就不可能无条件地将其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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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观点来看，如果要问戊戌政变做了什么，可以说不过是光绪帝和变法派试图实现的权力集中，原封不动地被西太后和反对派继承了而已。说得更极端的话，他们是否实现了改革，也随着时间和场合的变化而不能一概而论。无论是否符合实际的情况，若是实施改革，列强就会持善意态度，反之，则露骨地表现出反对。政变之后的北京，与之前的姿态截然相反，变得更加排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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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教案到义和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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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列强日益反感的，还不仅仅是北京朝廷。中国社会自19世纪中叶对西方开放口岸以来，排外活动一直就没有停息过。所谓“教案”就是其中的典型事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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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案是对“仇教案”的简称，是指对基督教的教会、信徒和传教士们的袭击、迫害事件。前面已经说过，19世纪的治安恶化，源于军事化的秘密结社和地区社会之间的对立。甚至演变成为像太平天国等大规模的内乱。地区社会的引领者、科举合格的绅士们信奉儒教体制，而反体制的秘密结社往往和儒教之外的邪教勾结，于是信仰不同的集团之间产生纠纷和冲突。如此思考的话，传教士和信徒组成的基督教集团也是同样原理，教案便是不同的意识形态、不同的行为模式的集团敌视基督教团，并采取了武力攻击的事件。因此，只要和基督教集团之间产生了利益上的冲突，那么对其攻击的集团，有可能是儒教的地区社会，也有可能是邪教的秘密结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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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教案的频频发生，清朝陷入了进退两难的窘境之中。特别是儒教集团，打着“攘夷”的教义来制造事端。而消灭了太平天国、保卫清朝的，则是绅士们领导下的地方社会的义勇军和武装集团。如果说从清朝本身的利害关系来看，那么必须要维护他们。否则的话，自己的支持势力将会倒戈投向另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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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清朝政府与西方列强们签署条约后，承担了保护基督教这一义务。无论愿不愿意，清朝都要保护基督教徒们的安全。否则，恐怕会招致外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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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窘境，导致了教案的频频发生，而且看不到平息的迹象。体制和反体制混杂、各种集团汇聚一堂的民间社会中，纷扰时刻潜在，很多时候都反映在当局的政策和姿态上而日益表象化。清朝政府处在对外有所顾忌、对内事件频发的夹缝中，左右摇摆，举棋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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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集团当中就有义和拳。它以拳法、武术和本土信仰为纽带，虽然在详细内容上有许多学术性的定义，我们暂且可以将它看作是秘密结社的一种。当局将其称为“拳匪”，英语则译作Box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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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甲午战争后，义和拳在山东省势力大增，高举起排外的旗帜。这和管辖该省的山东巡抚李秉衡默许并鼓励他们的活动有关。德国占领胶州湾时用作借口的传教士杀害事件，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李秉衡不久后就受到外界压力而被罢免，然而山东的排外行动并不会就此而平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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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变后的1899年3月，新任的山东巡抚叫作毓贤。他素来和李秉衡交好，还当过山东省的地方官，因此，他与李秉衡几乎不分上下，对义和拳、排外活动持同情和迎合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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毓贤就任后公开承认义和拳为团练。团练是当时政府认可的武装集团的称谓，本质上和秘密结社并没有区别。因此，秘密结社的义和拳轻而易举地变身成为团练的义和团。它也不再是反体制的地下组织了，而是成长为高举“扶清灭洋”（扶助清朝消灭西方）旗号的公认的一大势力。当然，它的举动越是活跃，列强们就越是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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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的变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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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戊戌政变起决定作用的是荣禄的进京。西太后把掌握军权的荣禄召到北京，就注定了变法将走向末路。反过来，变法派要想稳固权力，就必须夺取军权，因此就会去拉拢袁世凯。结局前面已经介绍过了。这么看来，袁世凯的进退，无论他告密与否，都会点燃政变与之后权力结构变化的导火线，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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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禄曾经把自己麾下的武毅军从芦台调到天津，把甘军转移到北京附近。武毅军是指聂士成率领的部队，包括新式军队在内；甘军是董福祥率领的旧式军队。在变法问题上的对立日渐尖锐的情况下，这样的军事调度正是为了防止不测事态的发生。这在日后也具有重大的意义，它不仅仅是对摧毁戊戌变法的政变做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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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变后，荣禄成为西太后的心腹，继续掌握着军权。他把武毅军、甘军和袁世凯的新军等部队进行了合并重组，创设了武卫军。算上直隶的其他部队，荣禄的麾下拥有十万左右的大军。如此一来，西太后的政权有了武力后盾，比起戊戌变法时的光绪帝君臣们，实力不可同日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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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应该说，由此一来，清朝中央变成了和地方各省几乎性质相同的权力实体。之前，地方各省都凭借其拥有的军事力量，除了维持当地的治安外，还处理当地的实际问题，在内政外交上都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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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领导淮军并就任直隶总督的李鸿章，驻扎在离首都不远的天津，同时还掌控发达地区的江南。看起来他似乎支撑着整个清朝的政治，可是，在制度上他不过是一介地方官员而已。重要的是西太后和中央默认了这位影响全国的地方官的政策，李鸿章得以在各个方面发挥本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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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一次并非地方，而是北京独自拥有了军事力量。中央政府当然可以采取独立的政策方针。戊戌变法就已经是这种情况，可以说是典型。但是没有武力作为后盾，就不具备实施的能力。而这次的西太后政权，终于获得了军事能力和实施能力。他们会采取何种方针呢？那就是“排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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