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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9年年底，袁世凯抵达山东省的首府济南，上任后，他立刻上奏陈述了自己的政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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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内一扫匪贼安定民生，对外重视交际加深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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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下面是任地颁发的布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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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的传教获政府许可，有保护责任，不得妄自猜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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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处如此微妙的立场，还能这么旗帜鲜明地做事，正是袁世凯的作风。朝鲜的时候也是如此。此时他刚刚41岁，也许是意气风发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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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没有直指义和团，他却宣布要重视和外国的关系，讨伐匪贼，来保护基督教。签署的条约中有此规定，清政府也无法阻拦，最多也是口头批评“做过了”而已，这和朝鲜时代同出一辙。而此时，究竟要如何镇压义和团，其实并不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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翌年3月，袁世凯正式被任命为山东巡抚。他很快又获准带走小站训练过的新军。新军从制度上已经改成为武卫右军，处于荣禄的指挥之下，这一举措大概也是出于荣禄授意，但是其意图却不甚明了。就如上奏时所说，维持山东的治安这一目的应该是有的。话虽如此，他本人对所属的清政府的政治方针、附近的军事局势是如何考虑，如何判断，又是如何实施的，却很难判断。有人提出批评，认为袁世凯的军权相对太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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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袁世凯的方针与实力是明摆着的。公开表示要扫荡匪贼，以及拥有少数却最精锐的部队，都为他带来了下一次的转机。义和团从山东开始迁移北上，其主要的活动舞台转向了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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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团与清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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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团迁往的直隶省，处于西太后的心腹、总督裕禄的掌管之下。面对这种局势，想必荣禄也一定是犹豫不决。可是，他的态度，至少是周围人对他的看法，却和邻省的袁世凯有很大的不同。有本书中写道：“裕禄不但没有取缔，反而招待、引见匪贼头目，如宾客般厚待。”所谓“匪贼”指的是义和团，在此种情形下，他们的活动范围扩大到了直隶一带。对基督教徒的袭击、杀伤自是不用说了，他们还破坏教堂、线路、车站和电线柱等，大有摧毁所有西方引入事物的势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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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下旬发生的一件事情成为转折点。义和团在涞水县发生暴动，与清朝的军队冲突，杀伤了他们的司令。势力扩大到3万人的义和团毁坏了正在建设中的铁路，占领了涿州城。清政府这才感到惊慌，6月初连忙派遣宰相级的刚毅等人前往当地视察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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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毅是满人，也是西太后的亲信。他在中日甲午战争时主张开战，很受瞩目，不过他的立场始终是以北京、中央为本位。当时有传闻说他甚至主张满人至上主义。他主张废除参与变法的光绪帝，因此在排外政策上他也是当时的头号分子，可以说是代表政变后的中央政府的政治家。据说这次事件，也是他主动请缨，要前去视察。当然，他的初衷是说服暴徒让他们解散，最终让事情得以平息。没想到这次派遣，却引起了意想不到的事态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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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5月底，义和团就毁坏了北京周边的铁路、车站和电线等，感受到了威胁的列强公使团决定于5月28日派出军队保卫外国公使馆，他们不顾清政府的制止，强行派海军从天津登陆，进入了公使馆区域的东交民巷，人数先后合起来大约有450人。外国军队的入京关系到清朝的颜面，激发了义和团的反抗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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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8日，刚毅等人与占领了涿州的义和团进行会谈。刚毅表扬义和团为“义兵”，并鼓励他们展开活动。于是，义和团在北京周边的破坏行为变本加厉，与外国士兵的冲突屡屡发生，列强也超出了保护本国国民的界限，对义和团展开了大规模杀戮。附近的民众因同情义和团而不断加入，其势力不断增大。事件非但没有平息，反而愈演愈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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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负责保卫北京城的董福祥手下的甘军，在11日瞄准了只身乘坐马车外出的日本公使馆的书记官杉山彬并将其杀害。这样一来，清政府再也无法在义和团和列强之间保持平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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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战布告与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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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6月16日。义和团历史上绝不能缺少的日子。从这一天开始，紫禁城里召开了持续四天的御前会议。16日下午4点，共计71名官员汇集在仪鸾殿东室。西太后主持了会议，面对光绪帝等人将义和团斥责为“乱民”的意见，她说的一番话可以说是无人不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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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术不足恃，岂人心亦不足恃乎？今日中国积弱已极，所仗者人心耳，若并人心而失之，何以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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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术”指的是义和团的武术和巫术。到底是西太后，不会对这些东西报以期待。不过这里要注意的是“人心”与“立国”的关系，要想支撑面对列强威胁和残暴的“国家”，只能依靠义和团等支持清朝的“人心”，因此不能与“人心”所向背道而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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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无论是“人心”还是“立国”，不能忽视她的视野几乎仅限于北京周围这一点。这正是当时中央政府所处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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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争持不下，又持续了好几天。当然，也有人提出正论，即和列强发生冲突时，清朝在武力上远远不及，能够预见到打败仗。然而敢于提出意见的袁昶和许景澄，以及具备海外经验的中央官僚们，都受到了排挤甚至处刑。6月20日，德国公使克林德被击毙，事态已经无法挽回。21日，清政府终于向列强宣战。义和团也和董福祥的甘军联手，对东交民巷的外国公使馆展开了包围和攻击。这时，躲藏在公使馆的外国人、基督教徒约有4000人，75名外国人战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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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理由如何，一个“文明国家”对代表一国的外交官进行攻击和杀害，以及危害一国的在外公馆等，是违背常识的野蛮行为，不管之前他们是如何虐待和压迫中国的。这是列强们的理论。八国联军的攻击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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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局可想而知。两万人的联军登陆，摧毁了聂士成的武毅军后占领了天津。8月14日，又直捣北京救出了受到攻击的外国人。15日，西太后和光绪帝等人逃离北京，前往西安避难。之后，列强给清朝打上了违反国际公法、反人道主义、对文明犯下罪行的烙印，提出“黄祸论”，开始了无情的“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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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1年9月7日，《北京条约》的签署总算暂时结束了这场悲剧。相当于当时人口每人一两白银，总计4.5亿两的天文数字的赔款，以及在北京周边指定地区的列强驻兵权等等，都纳入了“惩罚”当中。中国从属性的国际地位，由此尘埃落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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