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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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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互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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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一国的政府向其他国家宣战的话，我们通常会认为至少是全国应战。然而，当时的清朝，却脱离于这一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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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团时期的中央政府，眼里只有北京周边地区，毫不考虑地方的情况，至少从戊戌变法时就是这样。可以说义和团事件就是它的结果。那么，地方督抚对此又做了些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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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据中央政府主流的排外派，因身在漩涡之中而很难看清他们将要卷入的对外战争是多么的荒唐，即使他们看清了也很难呼吁出来。这需要赌上性命也在所不惜的勇气，事实上就有人命丧于此。这些事情局外人反而看得更明白，也更容易采取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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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表现活跃的，是身在上海的盛宣怀。他曾经是李鸿章的幕僚之一，主要在实业领域发挥手腕，经营了多家近代企业。此时，他担任上海电报局的局长，可以说是最早在经济领域代表着洋务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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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他通晓内外信息，义和团进入直隶，事件愈演愈烈之际，他就感觉到了北部局势将要面临强烈的危机。于是，他便策划和以长江沿线的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为首的南方各省总督取得联系，独自与外国达成和解。6月27日，他们正式与列强驻上海领事就互不侵犯达成了一致，这就是“东南互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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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地方上也开始仅仅考虑本地的安危。舍弃了北京，也就没有什么可顾虑的了。于是清政府向各国宣战后，整个中国只有北京、天津与列强交战，南方则与列强保持着和平关系，并尊重和保护列强权利，如此形成了双重政策的局面。对外战争仅限于首都一带，而未发展成为全面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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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官虽然承认中央政府的主权，却不服从它的命令，表现在行动上则充满了矛盾。可是，如果说前者是清末的督抚重权，后者是垂帘听政的话，那么也就称不上有多稀奇。南方的督抚们把支持义和团的敕令称作西太后受到胁迫而下达的“乱命”，从这里可以看出，督抚们对西太后的存在、清末的垂帘听政的现象做出了事实上的雄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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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帘听政政策上中央的作用在于，使地方的政策和行政得到追认和合法化，并不是由自己来制定政策、发动权力，让地方采取具体行动来完成自己的意志。从这个意义上，向列强宣战并要求地方各省执行的命令，是西太后自己违背了以往垂帘听政发挥的历史性作用的决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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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一意义上讲，东南互保是理所应当的结果。然而，这一类的事情却有过先例。东南互保和戊戌变法相比，虽然在规模和重要性上有差别，然而在公然违抗中央政府命令这一点上，二者并没有不同，只是旧例重演。应该说，中日甲午战争后发生变化的督抚重权和垂帘听政的体制，以及由此滋生的中央和地方矛盾的深化，在这里也得到了充分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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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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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东南互保既然称作“东南”，是指长江沿线各省督抚的举动，猖獗于华北一带的义和团本身应该和他们是毫不相关的。但是，有人最初就和义和团结下了渊源，而且在地理上并不属于“东南”，却出现在这场骚动当中。此人正是袁世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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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身为山东巡抚，管辖着义和团的发祥之地。义和团迁往直隶，并发展为事变和战争，回过头来可以说是袁世凯制造了这一乱子。而且山东与直隶近在咫尺，义和团在他的管辖地区仍人数众多，他却对义和团进行了彻底的镇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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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陷落后，袁世凯向各地派出自己的亲兵，直接下令让他们保护外国人、杀戮义和团。当时，在中国的军队中，只有采取这一行动的部队生存了下来，袁世凯也通过这一行动和武力获得了内外的信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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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义和团事件的整个过程中，曾经主导中央政府的重要人物，几乎都销声匿迹了。有人被当作战犯处死，有人战前就死了，或是自杀，就算有人活下来也不再露面。例如，拥护义和团的毓贤，已经被调职为山西巡抚，却还是被处死；排外派的代表人物刚毅等，列强要求对其处刑，由于其人已死，仅被剥夺了官位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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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朝廷命官荣禄的进退尤其重要。他手中掌握着军权，虽然对与列强开战心有余悸，却没有公开反对，在奉命进攻公使馆区域时，据说也有所自制。也就是说，他采取了一碗水端平的态度，因此逃过了处罚，继续留任中央政府的要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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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他麾下的武卫军却几乎被列强摧毁，已经没有了往年的威武，而且他也有自知之明，尽量让中央的意向顺从主导东南互保的地方大官的意向。后面要提到的对袁世凯的提拔，恐怕和这一点也有关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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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总督、北洋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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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义和团事件得以平息的《北京条约》，是由当时79岁的老臣李鸿章起草的。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使他失去了往年的势力，却依然在中央身居要职。之后他在戊戌变法中下台，政变后又被任命为驻广州的两广总督。因此，在义和团事件中，他也参与了东南互保。这无疑是违背中央意志，从地方立场出发而采取的举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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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在再三催促下终于动身，前往北京。这次他被任命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中日甲午战争以前，他曾经担任此官职长达四分之一世纪。工作任务也和往年相近，即和军事上取胜的骄纵的列强进行斡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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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李鸿章与庆亲王奕劻一道被任命为全权命官。如果说庆亲王奕劻代表的是北京朝廷、中央政府的话，那么李鸿章代表的就是各省督抚了吧！即便如此，在谈判中李鸿章并没有为地方利益做出争取。为了修复和列强们的关系，只能是一味地迎合他们的意向，接受他们苛刻的要求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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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额赔款的支付就是一个典型。赔款负担最后还是转嫁到地方上，剥夺了地方各自的财源。已经初见端倪、日益加深的垂帘听政和督抚重权两者的乖离，由此得到了确立。在中央和地方都曾爬到权力顶峰的李鸿章，想必也觉察到了这一点吧！但是，对此他已经是无能为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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