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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24229 那么什么东西是新的呢?是中国史上未曾有过的Nationalism的勃兴。汉语中有的称为“爱国主义”,有的称为“民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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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24231 放眼古今中外,无论何种文明、社会或集体都有着自尊的意识。然而要称之为民族主义,需要具备几个条件,首先要有民族意识,即自己所属的集体和生存的土地是不可分割的。要意识到这一点,必须要有对立民族的存在,“无法忘记的他人”这一概念,也与这一点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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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24233 在中国,民族意识产生于19世纪的末期,来自西方和日本列强施加的压力,特别是面临“瓜分”这一外界危机。经历了幕府末期明治维新的日本人,应该不难理解这一外部压力造成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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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24235 于是,进入20世纪后,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愈发地高涨起来。概括来说,是对列强的抵抗。然而,如果只是单纯的抵抗,那么之前的排外、攘夷也无疑是抵抗。之所以将它们看作是新的阶段,是因为这些抵抗具备了新的观念和概念,以及采取了新的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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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24237 排外、攘夷如果换作抽象的说法,是指对异物的排除。是对以基督教为首的西方文明本身的蔑视和拒绝。无论是体制尊崇的儒教,还是反体制的邪教,都选择将其排斥。其典型便是教案事件,由此才会出现义和团和北京朝廷的联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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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24239 然而,列强进攻北京,朝廷退避西安显露出排外、攘夷的局限性,因此不得不转变对抗的方向。不是拒绝不同文明的存在,而是抵抗同一文明中的暴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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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24241 这里具有象征性的是前面提到的瓜分。从字面意义上来看,是把“瓜”切开来“分”,无疑是把一个整体四分五裂的意思。四分五裂之前,原本是一个完整的整体,一体的民族这一概念已经成为前提。因此可以说,瓜分这一表达本身就已经是民族主义的显露了。瓜分即“亡国”,而救济它的活动是“救亡”和“救国”。之后,基于这一观点上的行动,变得愈来愈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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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24243 首先兴起的是利权回收运动。之前的攘夷意味着对西方事物的暴力和破坏。与此相对,这次的回收意味着取回被夺走的东西。特别是中日甲午战争后列强获取的矿山和铁路等利权,成为回收的对象。实际上,到辛亥革命为止,广州汉口之间、苏州杭州之间的铁路,还有14座矿山权益都先后被购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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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24245 说起非破坏、非暴力的行动,要数抵制商品运动了。1905年,美国更新了排华移民法,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抵制美货的运动。为了海外的“同胞”,将中国视作“一体”这一点,与以往有着明显的差异。之后,这类运动更是兴盛起来,有增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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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24247 李鸿章·袁世凯:东亚的近代·现代中国的起点 [:1705920691]
1705924248 新政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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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24250 取回被夺走的东西、抵抗暴虐,虽是同样的举动,却明显是要与列强为伍。做出这些举动的,正是袁世凯等人推动的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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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24252 新政是指整个政治的西方化。以城市为例,除了刚才详细介绍过的警察,还包括电车、公园的建设,在权益的回收上包括成为主要目标的铁路、矿山的经营,同属经济范畴的还有纺织工厂和近代银行的建设,等等。这也不仅仅限于袁世凯管辖的直隶,在其他地方,多少也能看到这些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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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24254 除了这些实业,更广义、抽象的制度改革和准备立宪的举动,也包含在其中。特别是日本获胜的日俄战争的影响甚大。皇帝专政的沙俄败给了立宪制的日本,这一印象在中国扩散开来,加速了已经开始的改革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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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24256 预想到将来要制定宪法,改编旧式的王朝政府机构,中央、地方政府对冗官进行了整理,并依次设立了近代国家的部门和职位。其中相当重要的一项,是官吏录用制度的改革。另外,改变以往的科举考试内容,在各地建立西式学堂,以京师大学堂为最高学府的学校体制得到了完善。海外留学也转变为考试录取,由此留学生们大举涌向日本,高峰时期据说达到了8000人之多。1905年,持续了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宣告废除,近代教育正式启动。李鸿章和康有为都有此意愿,最终却未能实现。“新政”特别强调这些方面,甚至有人倾向于将新政的成果归结为“废科举、建学校、兴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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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24258 如此看来,进入20世纪尚不足10年的中国,其变化之迅猛,几乎可以超过明治日本的“文明开化”。仅仅是上述内容的话,日本人还是不难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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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24260 李鸿章·袁世凯:东亚的近代·现代中国的起点 [:1705920692]
1705924261 绅士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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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24263 可是,事态绝不会如此单纯,不如说难题还在后面。不仅看表面现象,更要看穿其根源所在的结构,其中的事情就不是日本人能够理解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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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24265 当时有个口号叫作“文明抵制”,意为以西方“文明”的做法来“抵制”列强,刚才讲过的运动就是如此。然而,是谁提出了这一口号,又加以实践的呢?正是主导地方社会的绅士阶层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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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24267 绅士指的是科举考试的合格者,所以也是儒教的庇护者,曾经担当过攘夷大任的人们。也就是说他们以义和团事件为分水岭,将教义毅然地改成了“文明”。对义和团、秘密结社等邪教性质的清除就不用说了,他们把儒教的攘夷也定义为消极言行而将其从地方社会中排除出去,用“文明”取代“攘夷”并赋予其积极意义,试图重新获得领导、组织当地民众的霸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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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24272 张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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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24274 这么一来,儒教对于绅士,或是对于社会而言,已经不再是拥有最高价值的意识形态了。验证对四书五经掌握程度的科举制被废除,想必也正是因为地方社会以及其领导层的这一变化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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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24276 取代科举的,是留学和新式的知识、思想。用于以往循规蹈矩的科举考试的古典文章,也被频繁使用新语的记者梁启超的文体所代替,无论是否赞同,他的主张都得到了神速的普及。这对民族主义思想的传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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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24278 例如,有个叫作张謇的人物。他在1894年通过了科举考试,而且还名居榜首。然而,他没有走上仕途,而是在故乡的江苏省南通一心从事实业“救国”。前面也提到过,当时随着贸易的发展,纺织业、面粉业、精米业、榨油业等民间资本家经营的企业都开始发展,张謇的纺织工厂也获得了成功。他还考察了日本,以它们的开发项目为模型致力于故乡社会的振兴。他还将《大日本帝国宪法》带回国翻译,并介绍给中央和地方的官界。1880年,他凭借曾经在吴长庆手下当过幕僚的经历,与袁世凯开始交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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