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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袁世凯：东亚的近代·现代中国的起点 [:1705920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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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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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议报》的百册纪念号中有如下一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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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与20世纪交汇之瞬间，实为中国两大异常之动力碰撞互斗、分分合合、新陈代谢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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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议报》是康有为的得意门生梁启超于1901年底，在日本从事记者活动时创办的杂志，上面这段话也是出自他的手笔。按照他的史观，进入20世纪的中国，迎来了一个新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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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什么东西是新的呢？是中国史上未曾有过的Nationalism的勃兴。汉语中有的称为“爱国主义”，有的称为“民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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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眼古今中外，无论何种文明、社会或集体都有着自尊的意识。然而要称之为民族主义，需要具备几个条件，首先要有民族意识，即自己所属的集体和生存的土地是不可分割的。要意识到这一点，必须要有对立民族的存在，“无法忘记的他人”这一概念，也与这一点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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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民族意识产生于19世纪的末期，来自西方和日本列强施加的压力，特别是面临“瓜分”这一外界危机。经历了幕府末期明治维新的日本人，应该不难理解这一外部压力造成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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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进入20世纪后，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愈发地高涨起来。概括来说，是对列强的抵抗。然而，如果只是单纯的抵抗，那么之前的排外、攘夷也无疑是抵抗。之所以将它们看作是新的阶段，是因为这些抵抗具备了新的观念和概念，以及采取了新的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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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外、攘夷如果换作抽象的说法，是指对异物的排除。是对以基督教为首的西方文明本身的蔑视和拒绝。无论是体制尊崇的儒教，还是反体制的邪教，都选择将其排斥。其典型便是教案事件，由此才会出现义和团和北京朝廷的联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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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列强进攻北京，朝廷退避西安显露出排外、攘夷的局限性，因此不得不转变对抗的方向。不是拒绝不同文明的存在，而是抵抗同一文明中的暴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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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具有象征性的是前面提到的瓜分。从字面意义上来看，是把“瓜”切开来“分”，无疑是把一个整体四分五裂的意思。四分五裂之前，原本是一个完整的整体，一体的民族这一概念已经成为前提。因此可以说，瓜分这一表达本身就已经是民族主义的显露了。瓜分即“亡国”，而救济它的活动是“救亡”和“救国”。之后，基于这一观点上的行动，变得愈来愈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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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兴起的是利权回收运动。之前的攘夷意味着对西方事物的暴力和破坏。与此相对，这次的回收意味着取回被夺走的东西。特别是中日甲午战争后列强获取的矿山和铁路等利权，成为回收的对象。实际上，到辛亥革命为止，广州汉口之间、苏州杭州之间的铁路，还有14座矿山权益都先后被购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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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非破坏、非暴力的行动，要数抵制商品运动了。1905年，美国更新了排华移民法，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抵制美货的运动。为了海外的“同胞”，将中国视作“一体”这一点，与以往有着明显的差异。之后，这类运动更是兴盛起来，有增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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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袁世凯：东亚的近代·现代中国的起点 [:1705920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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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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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回被夺走的东西、抵抗暴虐，虽是同样的举动，却明显是要与列强为伍。做出这些举动的，正是袁世凯等人推动的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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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是指整个政治的西方化。以城市为例，除了刚才详细介绍过的警察，还包括电车、公园的建设，在权益的回收上包括成为主要目标的铁路、矿山的经营，同属经济范畴的还有纺织工厂和近代银行的建设，等等。这也不仅仅限于袁世凯管辖的直隶，在其他地方，多少也能看到这些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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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些实业，更广义、抽象的制度改革和准备立宪的举动，也包含在其中。特别是日本获胜的日俄战争的影响甚大。皇帝专政的沙俄败给了立宪制的日本，这一印象在中国扩散开来，加速了已经开始的改革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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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想到将来要制定宪法，改编旧式的王朝政府机构，中央、地方政府对冗官进行了整理，并依次设立了近代国家的部门和职位。其中相当重要的一项，是官吏录用制度的改革。另外，改变以往的科举考试内容，在各地建立西式学堂，以京师大学堂为最高学府的学校体制得到了完善。海外留学也转变为考试录取，由此留学生们大举涌向日本，高峰时期据说达到了8000人之多。1905年，持续了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宣告废除，近代教育正式启动。李鸿章和康有为都有此意愿，最终却未能实现。“新政”特别强调这些方面，甚至有人倾向于将新政的成果归结为“废科举、建学校、兴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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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看来，进入20世纪尚不足10年的中国，其变化之迅猛，几乎可以超过明治日本的“文明开化”。仅仅是上述内容的话，日本人还是不难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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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袁世凯：东亚的近代·现代中国的起点 [:1705920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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绅士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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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事态绝不会如此单纯，不如说难题还在后面。不仅看表面现象，更要看穿其根源所在的结构，其中的事情就不是日本人能够理解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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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有个口号叫作“文明抵制”，意为以西方“文明”的做法来“抵制”列强，刚才讲过的运动就是如此。然而，是谁提出了这一口号，又加以实践的呢？正是主导地方社会的绅士阶层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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绅士指的是科举考试的合格者，所以也是儒教的庇护者，曾经担当过攘夷大任的人们。也就是说他们以义和团事件为分水岭，将教义毅然地改成了“文明”。对义和团、秘密结社等邪教性质的清除就不用说了，他们把儒教的攘夷也定义为消极言行而将其从地方社会中排除出去，用“文明”取代“攘夷”并赋予其积极意义，试图重新获得领导、组织当地民众的霸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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