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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武昌起义到各省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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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随着保路运动的激化，立志革命的人们再也无法保持沉默了。他们与四川的运动汇合起来，甚至在背后进行煽动。在邻省湖北，革命刚开展工作后不久，由于局势发生急剧变化，不得不将几年后的计划提前，在10月16日这天发动起义。这一结果已经足以引起恐慌，现实的经过却更加出乎人们的意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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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中国湖北省武汉市，是位于长江与汉江交汇处的大城市，原先分为三座城市，分别是行政、文化中心武昌，开放口岸的经济中心汉口，以及工业地带的汉阳，合称武汉三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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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9日，位于汉口的革命派据点发生了炸药误爆的事件，造成了当局四处搜查、人员被捕、名单被没收的紧急局势。在汉口对岸的武昌，投身革命的新军士兵们感到十分焦虑，终于在次日夜间发动起义，袭击了湖广总督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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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地武昌的湖广总督曾长期由张之洞担任，当时是满人瑞澂在任。倘若他能冷静对待，这场起义根本就缺乏准备，完全是可以镇压下去的。可是，这个瑞澂却比革命派还要惊慌失措，立即逃之夭夭，武汉三镇立刻被革命军占领。他们成立了中华民国湖北军政府，推举黎元洪为都督。新成立的军政府是投向革命的新军与主张立宪转向反清的咨议局的合体，是匆忙之下成立的地方政权，充分地反映出了当时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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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国现行政权的解释，革命代表着正义，这些暴动起义都源于正义，从而被称作“起义”。而率先起义的武昌，被称作是“首义”。既然是率先，可见这一类的起义在这之后仍然陆续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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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是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长城以南的中国18个省份中，以长江以南为中心的13个省纷纷宣布独立。这里的“独立”，是指脱离清朝政府而宣布独立的主体，和湖北省一样，也是军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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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和湖北省一样，各省几乎没有发生激烈的战斗。当时的局势下各省随时都可以从中央政府独立。武昌起义不过是导火线而已。从前面已经讲述过的政治经济问题，可以明确理解到这一点。因此，独立是很容易的。问题反而出现在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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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后的各省军政府，只是脱离了清朝而已，丝毫没有真正独自生存的打算。他们想要归顺理想中的中央政府，而北京的清朝俨然还在苟延残喘，于是他们先要与其对抗，来维持自身的独立。然而，为了防止力量过于分散而被各个击破，眼下需要互相联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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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在11月15日这天，上海成立了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此时，距离武昌起义过了一个多月。但是，以湖北省为首，各省的独立都缺乏计划性和统一性，其前景也无从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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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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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昌起义后武汉三镇被占领，清政府不免惊慌失措，当务之急是要镇压叛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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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2日，陆军大臣荫昌奉命率领北洋军南下讨伐。领导权被委托给了陆军首脑。仅仅两天后，袁世凯被任命为湖广总督，取代逃亡的瑞澂。同时派遣军的领导权也交给了袁世凯，可见当时载沣等人已经失去了主心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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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味着，要想镇压叛乱，光是投入主力还不够，还需要起用曾被驱逐的袁世凯。由于新上任的荫昌无法驾驭北洋军，清政府认识到，必须把长期培养军官士兵的袁世凯送往战场才是上策。当然，从袁世凯的角度来看，先是被扫地出门，等到陷入困境了又来依靠自己，也太随心所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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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养寿园接到命令的袁世凯究竟作何感想，却是无从得知。事实上，他动身南下武汉是在10月30日这天，大约相隔半个月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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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通常的看法是袁世凯以“脚疾未愈”为由拒绝领命，向清政府提出完全转让军权、成立责任内阁召开国会、赦免政治犯等条件，才答应出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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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一辉的《支那革命外史》中也有记述，1915年广为流传的说法是军权是对载沣的报复，责任内阁是针对立宪，政治犯是对革命的作秀，这一谋略使得袁世凯对三方都占据了有利地位。从后面袁世凯掌控政权的经过来看，虽然这种说法可以让人接受，不过它的根据还是非常蹊跷，很有为了某种目的而诽谤中伤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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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能够确认的是，袁世凯希望悄悄地获得镇压军的领导权，不能说丝毫没有复仇的意图。但是，从纯粹意义上的军事观点来看，为了高效指挥军队，他要集中领导权也是可以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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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证据表明他正式提出了其他的条件。当然，袁世凯不会完全没有考虑立宪或是革命的事情。养寿园素来有要人、军人和绅士们频繁出入，社交活跃，即使他足不出户，也通晓天下局势。因此他觉得单纯采取军事行动来推翻各省的独立是无法根本解决问题的，这一点无可厚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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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天津《大公报》在10月24日刊登了袁世凯的非正式发言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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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在于能够实行立宪。应立即成立责任内阁，消除满汉对立。然此时上奏，将遭胁迫或背负责任，故军务吃紧之当下无法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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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袁世凯本人的立场和观点，上面这段文字是他最稳妥的进退应对吧。我们可以注意到，这里把实行立宪作为“根本”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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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决定出马，10月27日接过领导权之后，局势急转直下。与北京相距不远的山西省于29日独立，同一天，驻扎在北京附近的滦州的部队，又提出了十二条要求。其中包括年底之前开设国会、废除皇族内阁、组织责任内阁以及释放政治犯等要求。他们表示，如果不接受的话将立刻进攻北京。这一事件被称作“滦州兵谏”，对清朝而言是名副其实的晴天霹雳。最糟糕的情况是北京受到东西夹击而危在旦夕，载沣也不得不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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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30日，载沣发布了“罪己诏书”，自我批评并表示谢罪。11月1日，任命袁世凯取代庆亲王担任内阁总理大臣，并委以全权，以求度过危机。3日，资政院上奏了《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当天就通过并颁布。当下，它成为清政府的宪法。按照其中的规定，袁世凯再次当选为内阁总理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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