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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后大借款的英文是Reorganization Loan，也就是用于中国重建、改革所必需的资金，日译“改革贷款”。因没有经过国会批准就引进外债，袁世凯受到了强烈的谴责，然而这已经是既成事实了。袁世凯紧接着又使出了一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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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抗他的不仅仅是国会，还有他向朱尔典所说的“胡闹孩童”（unruly children）的各省都督。按照前代清朝的说法，都督相当于督抚，然而由于它是辛亥革命后脱离清政府统治后形成的职位，其独立性要远远超过前代。这一情况在清朝灭亡后也没有改变。他们经常不听从中央政府的命令，如此中国根本称不上是统一国家。袁世凯想要在这里动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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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矛头对准了革命派的都督，包括江西的李烈钧、广东的胡汉民、安徽的柏文蔚等人，袁世凯在1913年6月单方面罢免了他们的官职。对此深感愤慨的李烈钧于7月举兵宣布讨伐袁世凯，临时政府迁移后管辖南京的黄兴与南方七省也纷纷宣布独立。袁世凯抛出的诱饵，他们终于还是上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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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虽被称作“二次革命”，却与辛亥革命的结局截然相反。革命军的兵力原本就处于下风，更别说袁世凯通过善后大借款获得了丰厚的军费。两个月后他们都受到了镇压，黄兴、李烈钧、胡汉民等人逃到了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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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府的威信顿时大涨。武昌起义以来南北持续的对峙，以袁世凯的胜利告一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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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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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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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二次革命期间，袁世凯于7月22日颁布的临时大总统令。原文比较长，这里仅摘取其大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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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会一味反对政府。无论人事或是法案，按照临时约法征求其同意时，出于党利党略再三否认，政务无法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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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是中央，地方也很严重。其跋扈不亚于三国和唐末五代时期。政府威令不被执行，税收也都纳入私囊不上交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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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重申了中央政府和大总统的立场，国会的牵制和都督的“跋扈”，都是辛亥革命以来一直存在的问题。二次革命被镇压后，各省都督暂时平息下来，下一步就是北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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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国会的存在对袁世凯来说还是有必要的。这是因为他需要国会任命他为正式的大总统，在此之前，他不得不忍受现有的政体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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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不断开展工作，总算实现了大总统的选举。10月6日，他终于获得了国会的支持，正式就任大总统一职。他判断由此已经获得了正统的权力，便立即开始集中强化手中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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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初，他以和二次革命中举兵的李烈钧串通一气、使国家陷入危机为由，下令解散国民党，并剥夺了各议员的资格。袁世凯声称“国民党之党略，以政治改革为名，实乃夺权也”，想必是出自他的切身感受吧！国民党占据了议席的大多数，他们一缺席，国会便陷入瘫痪，只好休会。对此，袁世凯又设立了政治会议，作为自己的咨询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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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1月，袁世凯接受政治会议的劝告，决定解散国会。到了这一地步，袁世凯于5月公布《中华民国约法》取代《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实行总统制代替责任内阁制。年末，他宣布大总统的任期为十年，并可以连续担任。与两年前大不相同，强大的大总统就此诞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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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袁世凯的话来说，这些都是对共和制和责任内阁制感到失望的缘故。希望中国得以重建、统一的心愿，他并不输给任何人。即使如此，革命派和国民党妨碍了他的行动和施策，根源就在于《临时约法》，以及它所规定的政治体制。需要先否定这些，建立起可控的体制，这是袁世凯的焦虑所在。国内的混乱将直接关系到对外危机，很可能招致“瓜分”和“亡国”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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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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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为何、何时开始想要当皇帝，这一点也不是很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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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他虽然否定国会，却仍然在共和制、大总统制的结构下进行权力的集中和强化。然而，如今要改变这一结构，却是不小的举动。至少我们在追究其事实经过时，发现造成这一转折的就是“二十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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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经常可以听到的是，辛亥革命结束了两千多年的皇帝制度。可是，这恐怕是结果论。宣统帝刚刚宣布退位时，是否真的感受到君主制已经成为过去，这一点很是让人怀疑。1915年至1916年间的袁世凯的帝制运动、皇帝即位，非常容易被评价为倒行逆施，然而在当时的社会中，对帝制的希求并不是没有。否则，之后也不会出现类似复辟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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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一点，作为中国通的内藤湖南也从旁佐证。他早在二次革命时就预测说，“袁世凯此人将即帝王之位”，“再次穿上帝王冠服，以帝王之名举行祭天等愚昧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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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湖南本人主张中国的将来应该回归共和制，他写下“蹂躏共和政体”等字句，基本都是谴责的口吻。尽管如此，可能是“中国通”的见解所致，他觉察到帝制回归的氛围确实存在。而这一氛围是否占据了主流，这是另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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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民主”“共和”后受阻，转而认定“君主”“帝制”是更佳选择，在当时并不是一种牵强的观点。至少袁世凯和他的周边是这么想的，并要付诸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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