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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承诺接受“二十一条”后,运动马上得到开展,“共和政体不符合中国国情”这一舆论立即沸腾开来。其中的典型是1915年8月初发表的古德诺教授《共和与君主论》一文,这名美国政治学者原本是袁世凯政权的法律顾问,当时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校长。外国的专家也表示中国适合实行君主制,国内的运动就愈发地活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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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下旬,北京的文武百官和商业团体表明有必要改变政体,9月频繁地进行君主立宪制的请愿运动,10月北京决定召开国民会议,12月11日在国民会议上决定改变政体,翌日,袁世凯受到推戴,做了以下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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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然而万民推戴责任重大,远非菲才之自己所能承担。……然而国民叱责日益严厉、期待日益迫切,已无法推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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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言而喻,这一切都是袁世凯的自编自导。接着他又起草了新的皇室典范,将1916年定为“中华帝国洪宪元年”。年号“洪宪”是“弘扬宪法之意”,这里坚持了立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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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他还是回归了清帝退位以前的君主立宪,这在以日本为模型这一点上是一致的。这样看来,以“二十一条”为契机对抗日本这一因素,在袁世凯即位皇帝的问题上,也许应该考虑到超出想象的比重。他在临终之际写下的“为日本去一大敌,看中国再造共和”,也应该看作是有此寓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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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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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被拥戴为皇帝后大约过了两周,12月25日这天,一封电报传遍了全国,云南省宣布独立。主谋人物是该省都督蔡锷和将军唐继尧,二人都曾经是袁世凯的部下、北洋军的军人。他们先是假意赞成袁在北京即位,密谋回到云南后即刻举旗反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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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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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举兵要求废除帝制,自称护国军。再加上地方的独立,如同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的再现。就此造就了“三次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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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和上次不同的是,这次出乎了袁世凯的意料。在处理这件事情上,他首先未能沟通好对外关系。特别是提出“二十一条”后,日本政府一直冷眼旁观着皇帝即位的动静,立刻表明了反对的态度,让袁世凯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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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的局势也出现了动荡。一直雌伏的革命派加入护国军的行列,提出严厉的批评;而接受了社会主义等新思想的学生们,也在皇帝眼皮底下的北京开始对专制加以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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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袁世凯起决定作用的仍然是军事局势。他匆忙组织的镇压部队吃了大败仗后,属下的部将们也开始观望起形势来。很快,贵州、浙江、陕西、四川、湖南各省也呼应云南纷纷脱离了北京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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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最有实力的部下冯国璋向各省发出电报,要求废除帝制,并停战和解。在这里要注意到他驻扎在南京。袁世凯看到电报后,就像最终接到了宣判一般,只好在两天后的1916年3月22日宣布撤销君主立宪,并撤回了推举皇帝这一举措。“中华帝国”就此草草收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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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国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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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追究主张即位者的责任问题,袁世凯透露说“不能怪别人”“都是自己的错”“未能听进谏言而深感羞愧”。他的一生总是如此巧妙地进退避让,来化解危机。最后的最后,也许他悟出了自己对形势的误判,从他这些消极的发言中也可以体会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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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候,他已经是病魔缠身了。据说在撤回帝位后不久,他就发病了。之所以对三次革命未能采取有效的对策,也可能是他因病而无力应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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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多月后的6月初,他陷入病危,6日死去,享年58岁。此前的他一直身体健康精力旺盛,可以说是英年早逝。死因多被称是尿毒症,或是失意后郁郁而终。似乎是中华帝国的消亡,也将他一并带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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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死后葬在河南省安阳,他曾经隐居一时的彰德。他留下了遗言要安息于洹水之畔。葬礼采用了国葬,陵墓盖得气势磅礴,配得上中华民国首届大总统的规格和排场。正因如此,后世的恶评更加尖锐,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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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袁世凯:东亚的近代·现代中国的起点 尾声 袁世凯和他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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