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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和英国的外交关系在这里就没有必要多说了，因为自从他确定了国家外交政策之后（也就是说，大约从1870年开始），英国在中国的外交政策已经降低到仅有的自由贸易了。李鸿章很快就意识到科布登主义（科布登主义是一个经济理论，以英国理论家和经济学家理查德·科布登的名字命名，主要论述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对作为一个大西洋国家的英国的麻痹作用，并预料到这种放任自由主义原则的后果，这个后果在帕莫斯顿勋爵去世后的远东地区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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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0的战争结束后的几年，英国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十分积极，英国在中国的利益和开创性贸易的规模和重要性得到了英国政策的承认。但从1870年起，我们对京城的态度和行为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那个时候引进的政治系统反映了影响到外交部门的新精神，也反映了感情用事、软弱无力的贸易主义新理论，这种理论逐渐破坏了帕莫斯顿的传统。商业部在约翰·布莱特先生的管理下，开始轮流用强制和安抚的政策，这种政策无力而举棋不定，迅速把英国在中国的外交和领事事务缩减到无法自立的地步，从整体上来说，这个特征基本没有变化。通过减少接触来减少摩擦已经成为英国和中国关系的基本立场，所以对英国和中国的利益同样造成了伤害，结果是英国的政策在坚持条约权力和宽容对待条约的违反之间犹豫不决，一边强烈抗议其他列强对中国主权的侵犯，一边又徒劳地用相同的行动来恢复英国的威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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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那敏锐的政治本能让他很少误解外交言论中的精神，也很少弄错外交交往中遭到拒绝或规避时有利或不利于采取强制措施的机会。可以肯定的是，在“马嘉理”一事和《烟台条约》签订之后，李鸿章已经形成了一种睿智而精准的思想，能够看透导致中国对外国贸易敞开大门的治国之术显著变化的原因。他对英国事务的了解程度并不能让他分析出英国对外政策为何退化；但他认识到了一个重要的事实：操控英国命运的政客是非常虚弱的，他们对大清帝国的负担感到畏惧。李鸿章最终把英国当作一个小店的店主，其国家理想就是在最便宜的市场进货然后以高价出售，它在中国的整体政策就是采用一切可能的手段维护既得的贸易利益，只有除了利用某一亚洲国家的手段外（指印度，印度被英国征服后彻底成为了英国的殖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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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得出这样的论断后，就坚持以此为准处理他和英国官员的外交关系，但是无疑他犯了个错误，因为他混淆了英国人的性格和英国政府的性格，因为英国政府是政党机器的产物；然而从他在这件事上所犯错时两国交好，所以没有给他带来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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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中国官员，李鸿章是典型的代表，因为他不服理，却总是屈服于恐惧。就像所有的官僚一样，只有实力才最让他信服。他十分看不起那些非常有力量却不愿意或害怕运用这些力量的人——英国于1885-1905年在中国就是扮演的这样的角色。但是，除了政治以外，他对那些有别于商人的英国官员的值得信赖的品格抒发了真诚的钦佩之情，并且在这些官员中结交了很多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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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全传 6. 担任海军与陆军总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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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以及在中国的外国人当中，一般认为李鸿章的成功归功于他的外交事业，而他的国人则将他的卓越表现归因于他作为大清帝国军事指挥者和组织者所进行的活动。的确，这种荣誉，就像在他的国家给予先知的这种荣誉通常是没有区别而且不着边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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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和其他的地方一样，一个公众人物之所以能够以其管理才能而被人称道，是因为他笔下的哲学散文整洁优美。欧洲人在关注1894年中国危险的时局时，极力赞扬李鸿章在与日本和谈期间以及之后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勇气和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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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之后的环游世界被大家公允地认为是值得纪念的行为，这增强了他独特的治国之术的名声。但对中国人来说，他组建的海军和陆军所获得的威望，在日本人发动战争之前已经达到了顶点，其后便轰然倒塌。实际上，他那过分夸耀的海军和陆军在溃败之后遭到了许多同僚的谴责，证明了他不但没能力担任高级职务，而且不适合继续存在。我们已经看到，只有慈禧太后的帮助才能把他从困境中拉出来；在国家遭受屈辱和战败的时候，他在外交和管理事务方面给国家提供了实实在在的服务，而这些已经被大家忘记或者忽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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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否认的是，李鸿章对海、陆军的管理是一个极大的骗局，也是一个极大的失败；当它接受考验时，肯定会遭到暴露。但欧洲人不太清楚中国人集体“弄虚作假”的无限能力，不免会有这样的疑问：李鸿章的同僚和批评者怎么能对这种弄虚作假的行为在几年中都表现出完全的信任和热情的赞美？从慈禧太后到各省的官僚，都不是得不到有关北洋舰队内部运作状况的准确信息；中国人人都知道这些事情，每个官员都会花时间进行谈论。但是东方和西方一样，一旦成功了接下来还会成功，只要李鸿章勇猛的军事风采没有在突然爆发的战争中露出马脚，作为创立人和管理者，他就会长期地得到财富和名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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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欧洲人来说，还有一件令人吃惊的事，国家（不是各省）防御的组建，包括海军和陆军，多年来被托管给一人，而此人身上已经承担了直隶省和大量外交、商业事务的管理工作，责任重大。这个现象的原因主要在于清朝所有总督级别的同僚没有能力也没有这个意愿以西方科学的方法去训练新的军队，更不用说按照欧洲的模式去创建和组织一支海军了。李鸿章不仅用超人一般的精力承担了这个任务，而且还怀有远大的抱负和满满的自信。此外，因为他成功地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所以得到了朝廷格外的赏识，朝廷让他在各项事务中掌管大量的资金，这些资金的数额之大已经超过了其他总督的想象力。也是由于这种赏识，他达到了朝堂第一权贵的高度，通常来说他能够对御史们的攻击不予理睬，这是其他总督（可能除张之洞外）所做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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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考察李鸿章想要什么和获得了什么的时候，有些问题就不能不说了：关于海军和陆军装备的价值，李鸿章自欺欺人的程度到底有多深？他那精明、务实的头脑在多大程度上在误导自己，让他相信通过购买枪炮和军舰而不需要对使用这些武器的人员进行严格的教育和约束，就有希望对抗西方列强和日本？难道他那敏锐的智慧真的相信，即使军队管理受到官场腐败和道德败坏的影响，却还能对抗外国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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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吉先生曾经为李鸿章服务过一段时间，他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有力而同情的辩解。密吉先生认为李鸿章对外国人的实力的秘诀还不太清楚；他一直是“瞎子中的独龙眼”，他只能够靠猜测来摸索事物。虽然中国聘请了欧洲和美国的老师，还把中国人派出去学习，但新的方法从来没有被允许实践出来，所以通过以上两种方式得到的知识是没有结果的。于是李鸿章付出的努力没有达到目的，中国仍旧是“西方物质力量的铁蹄践踏下的道德伦理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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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观点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但如果李鸿章自己掌握了或者努力反复去灌输“新方法的精神”，我们就会很容易相信李鸿章努力的真诚性，更容易同情他的巨大失败。但是，令人可恶的但不可否认的是，在政治廉洁方面，李鸿章既没有通过言传也没有身教去传播那种新信仰的种子。相反的是，比起那些名声不怎么样的同僚，在贪污受贿和裙带关系方面他的管理是十分松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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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我们将会看到，一开始的时候李鸿章周围就聚满了一批穷困亲戚和贪婪的亲信。在他的权力达到鼎盛时期的时候（1886年-1894年），可以公允地说，陆军和海军都成了他的家族和追随者们追逐利益的摇钱树；财务限制了陆军和海军的发展并使之陷入瘫痪境地。这些人从训练和性格来说都无法从事任何诚实、本分的工作，李鸿章在天津的衙门就好像庆亲王在京城的衙门一样，成为了职位、官位和荣誉的营销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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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滥用权力的人中，最卑鄙的人也许就是李鸿章的女婿张佩纶（关于此人以后还会提及更多）；他的兄弟李瀚章总督也是家喻户晓的“无底洞”；他的儿子们无耻的贪污行为也成为了人们的笑柄。最后，李鸿章和臭名昭著的腐败分子李莲英的亲密关系，还有他本人对金钱的永不满足的贪婪，以及他担任总督时敛来大量钱财都是无法否认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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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事实让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无论李鸿章在担任总督之初，有多么的爱国，目标有多么的坚定，但最终溃烂的腐败行为迅速地从他本人发展到他管辖范围内的每个行政部门，让他的陆军和海军成为了一具空壳。在对利益的追逐中，他和他的追随者们都忘记了要为国家负责任。1890年，他准许追随者把舰长琅威理从海军中驱逐出去，这破坏了他管辖下的唯一一支纪律严明、作战有方的军队。因为李鸿章的默许，从那时候开始，舰队和兵工厂变成了半商业半企业的性质，而毫无疑问的是，这种官方经营（受到日本的密切关注）导致了中国遭受失败的屈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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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在战败前还是战败后，李鸿章的拥护者都在努力表明，他之所以没能够组织有效的国家防御系统，那是主要因为中国的权力太分散，而他的集权化努力因为各省总督的反对声和独立行政而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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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意义来讲，李鸿章的改革还是地方性的尝试，中国政府从来没有采取一致的管理制度。由于这个原因，负责广州、苏州、南京和其他地方兵工厂的官僚，仍然是各司其职，把他们的经营管理托给不具专业技术知识或者没有明确责任的亲朋好友。但是从本质来说，李鸿章是一个维护地方传统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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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李泰国—阿思本舰队（1861年）的事件中，李鸿章作为江苏巡抚十分反对清政府建立一支独立于各省当局的大清帝国海军的企图，迫使京城方面放弃这个计划。后来当他担任直隶总督时，野心驱使他支持行政管理的中央集权制。他以身作则，倡导大刀阔斧的改革，然而他训练的军队、建筑的要塞、组织的舰队、成立的兵工厂和军事学校显然都是地方性的；当和日本爆发战争时，对于中国的其他人来说，这就相当于李鸿章一个人和日本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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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的海军陆军计划和南方总督制定的海军陆军计划的差异，以及近代中国舰队中南洋水师和北洋水师的区别，只有能力的不同而无动机方面的差别。比如，主要是因为他的特殊优势，才能让李鸿章能够在旅顺和威海卫建立海港，而且可以从户部获得这种改革所需的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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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的海军是地方性的，陆军是区域性的，在这些事情上，他和其他总督级别的同僚一样，都尊奉着中国古老的传统。但是在他的生活记载中，没有迹象表明他曾经试着根除这样的传统，或者说是要结束这种体制，即从一开始就明显让中国无法建立起可以对付西方列强的有效国防系统。那么像他这样一个有杰出才能的人为什么会毫不反抗地继续在这个体制下工作？他的智慧一定让他意识到这种体制在国家危难时刻是注定失败的。另外，我们在提出以上问题时还要面对重要的财政因素，这是所有问题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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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行政系统只是封建家庭体制和裙带关系的发展结果，所以在骨子里就存在着这种制度与生俱来的弊端。在这样的地方体系中，李鸿章能够（而且做到了）给亲戚和追随者提供官职，还给许多同乡提供了职位。甚至他采用西方方法训练的军队也招的是安徽籍老乡，大多数军官都是他的家族成员。指挥北洋舰队的丁提督就是安徽人，但他的那几位受过外国教育的军官却是福建人（不得已而求其次），因此在琅威理上校在1890年离职后出现了家族搞阴谋的行为以及部队纪律松散的局面，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就解释了为什么日本能打胜仗。李鸿章承认并接受了这个体制，这相当于从一开始就放弃了所有合理的军事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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