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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圣上指令，最高级别的官员德特令先生被指派前往东京作为这一派遣之代表，了解可以赢回和平，重建往昔友好交流的条件。因此，请求阁下与德特令先生讨论如何重树友好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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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之前，皇上的老师翁同龢当时去为皇室的女眷教书，在那之后，以改革派领袖的名义向皇上提议西迁首都。年轻的皇上发布了一道诏令作为回复，内容如下：“我们执政之初有意引进许多改革。然而忽然日本人打破了和平，使得我们的朝鲜丧失独立，夺占了我们的边界。我们已经派遣将士们去教训日本人，但我们从未打算搅乱日本国的和平。这一点为我们的祖辈和外国所共知。我们从未预料到我们的将领如此无能，士兵如此违抗上级，以致于日本人接连获胜，攻城掠地，直到惊扰了我们墓中的祖先。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们笨拙，用人不当。然而若最糟糕的事情发生，日本人占领了圣坛，我们就只能与之殊死一搏。时机来临时，愿你恭敬地护送太后西行，选出一位得力人手看管祖先祭坛，以雪耻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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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95年一月，太后亲自下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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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朝自建立伊始素来慎于维持宫中严明秩序，尤其对后宫各色成员保持严格监管，任何人不得插手国家或政府事务。然而，太后发现皇上嫔妃瑾妃和珍妃利用在皇上之侧，一直尽力施加影响，为其亲友谋取利益，此种行为若放任不管，必将招致恶果。虽然因总体表现良好，瑾妃和珍妃逐渐升至贵妃，然而为预防他人模仿这一危险先例，必须予以惩戒。因此我们下令这两位妃子降两级以为惩戒，警示后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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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妃子的父亲桂祥是翰林院的领军人物，最近也是反李派不遗余力的支持者，范·汉乃肯先生那里被召至都城并受托负责中国军队的重组，同时也被提名任命为西伯利亚边境上一个偏远地区的长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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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95年2月12日，舰队司令丁汝昌向日本的舰队司令送去了一面休战旗，主动提出交出所有军舰、武器和筑垒，只要保障船上船员、士兵和外国人的安全。投降的协议被正式约定，日本海军将领对中国人已经做出的英勇抵抗予以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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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官员普遍坚决不相信丁舰队司令投降的消息，称他不可能置自己的一大家子人和那些下属官员的性命于不顾，如果他真的投降了，他们一定活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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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威海卫在12日沦陷，丁汝昌司令，海军准将刘步蟾，以及杨用霖将军在当晚自杀了。已故的刘公岛上堡垒平民指挥官杨用霖是已故李夫人的一个侄儿。关于英勇善战的丁汝昌，我在《亲密中国》中已有详述，他的一生是一位高贵中国人的典型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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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战争可以说就这么结束了，剩下李鸿章被夺去所有的荣耀和名号“以给他带来更好的精神状态”，然而他的权力还是足以让那些胆敢与之对抗的人颜面尽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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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全传 20. 和谈（189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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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监察官代表唐文连将军（广东省总司令）奏请皇上，唐文连将军在之前的十月份被从南方召来指挥奉天的军队，他告发李鸿章拒绝送去专为这位唐将军在湖南征军购置的一万多支步枪，而是把那些枪存在天津的佩阳军械仓库。结果，满洲急需增强兵力的时候，山海关那整只旅都没有武器和军需，什么用场也派不上。这份奏折将会成为一个试验品：如果皇上处理这件事，很多类似的事情就会被提出来，全中国的辱骂将指向一个人——李鸿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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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在1895年2月18日交出了佩阳军队皇家高级专员的印章，在19日把直隶总督的印章移交给了前云贵总督王文韶，他启程赶往北京时只带了十二个左右的人作为随从。那些到北京的觐见仪式比听上去要正式得多，每次号称至少要花掉李鸿章四五千英镑，而这一次据报道太后最宠爱的宦官收了李鸿章相当可观的一笔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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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李鸿章启程之前，外界听说皇上对他抓捕那些阿瑟港沦陷时的叛逃将军的无能举动不再听取任何解释。另一道诏令被颁出，命令李鸿章在特定时间内抓捕那些将领，他们在籍贯省份的财产已经被没收充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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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海关专员穆尔黑德先生协助的总督张之洞在此间忙于彻底重组南洋水师，也就是五只大巡洋舰和六只炮艇组成的南方中队。仍在职的不称职军官都已被撤职，以国外体制培养出的军官代替他们进行指挥。预计这只中队到三月初就可以在与敌军中小试锋芒了。有一点很有趣，被李鸿章弄得退休的舰队司令却为海军经费捐出了一万两千英镑左右。这怎么会像是李鸿章手下人的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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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京城，李鸿章两次受到皇上在大议殿的接见。皇上称自己的意思是将延长战争或即刻求和的议题提交从一级到三级各省高官表决；为节省时间，各官员的奏折经电报发至北京。八位总督中的五位，十六位巡抚中的七位，二十一位财政大臣中的六位，以及二十位礼部判官中的三位，包括台湾和喀什噶利亚，被派至北京作为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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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三分之二的奏折说如果日本只是想索取赔款，就主张议和，不论日本提出的数目有多大，但是如果敌军想侵占我领土，我们就宣战到底；因为皇上的特权不包括割让出自己祖先以鲜血为代价争得的土地。这是一个深植于中国人头脑中的观念，它比欧洲持有的观念更广泛地规定了你是否有做什么事的权利。中国人不好战，而且普遍愿意服从他们认为符合正义的东西。如果他们观念中非正义的事物被强加到他们身上，他们就会等待时机摆脱掉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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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府派去了一两次代表团，却都无功而返，即便在美国通过其公使干涉的情况下也失败了了，在这之后日本政府表示愿意接受李鸿章总督作为特使来日。英国递交的国书被批准了，中国国书却未被批准，因为中国国书中显示日本而不是中国在求和。为了确保没有什么秘密的保留意见，总督将在马关被接待，他所有的国书将被检查，只有一切被证实符合要求，李鸿章才能获许进行和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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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皇对李鸿章来访东京都没有准备任何礼物，这在当时引起了诸多评论，也许也意味颇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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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说总督将出发延迟了几天，希望能尽力见到太后，却未能如愿。有一天他去宫中拜访，坐着宫中供不骑马的高官乘坐的一架小轿子，被带到太后寝宫，在那里等了足足两个小时，结果还是没能见到他尊贵的女主子。正如一个中国人评论的，慈禧太后老奸巨猾，不喜欢搅和什么晦气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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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期间，李鸿章拜访了所有的外国公使以及罗伯特·哈特爵士。慈禧太后这两位旧臣之间交流的内容想必很有趣。罗伯特·哈特爵士的日记一经公布，完整的记录可能出现在世人面前，他的日记是他唯一幸存的私人物品，当几年前他的家宅被这位太后愤怒的军队捣毁时，他只带着一条活命逃了出来；在他致其雇主中国政府充满愤慨的一封信中，他感激英国公使给了他“一方屋檐”，以及“一日三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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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被任命为全权代表并且被日本政府官方认可，接着中国的皇帝开始向各国王室和共和国总统发去一系列悲戚的求援，读起来就像一个被逼至绝境的女人失去理智的痛苦号哭。并不是所有人都能理解，到了特定年龄的中国女性习惯于至少尽力成为持家的主体，表现出英国女人似乎在更年轻时才拿得出的劲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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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另一位默默无闻的摄政太后慈安统治时期，中国政府没有犯过可怕的过失，而自从这个奢淫无度、专横跋扈的慈禧太后干掉慈安执掌政权以来，这些过失全犯下了，而近些年她的所有心思似乎都集中于榨取钱财，这些钱最终大都挥霍在满足她的荒诞想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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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当恭亲王下令关闭已无用途的海军部时，所有的船只都消失了，在海军部的账册中有一百万英镑没有记入账，而且有证据表明这一大笔钱被挪出来供慈禧太后处置了。每一个去过颐和园的人必定会为其修缮的花哨俗气而诧异，与山丘对面被毁状况的旧园林形成鲜明对比，可见太后是如何被修缮工事的承包人哄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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