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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昏侯刘贺 二 论证“巫蛊之祸”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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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汉时期所谓“巫蛊之祸”这一事变当中，汉武帝太子刘据，因针对汉武帝行用巫蛊事发，从而不得不发兵反叛，最终兵败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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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世学者论及此事，多谓此事纯粹出于武帝佞臣江充的陷害，太子据并未行用巫蛊；即心存审慎者，亦不过表述为其事或许如此而已。过去我撰著《制造汉武帝》一书，其中提到太子据应是确实施行了这一巫术，很多人读后，感觉难以接受，纷纷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发表看法。其中虽然也有学术性的论文，但更多的只是一种情绪激荡的议论，基于各种各样的心理和感情，以为拙说不能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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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很多人的心理和感情，尽管莫名其妙，我仍然表示尊重。另一方面，很多历史问题，因史料记载不够明晰，学者们基于各自的主观原因而做出不同的解读，从而持有不同的看法，本来也很难彼此认同，这很正常。尽管如此，为更好地说明刘贺其人的身世，特别是他与汉朝中枢政治所发生的深切纠葛，还是应该先详细讲述一下我对这一问题的思索，以供大家切实了解相关史事发生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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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说明的是，关于汉武帝时期的“巫蛊之祸”，当代学者中，有很多人做过乍看起来好像很深入的探讨，例如劳榦、田余庆、蒲慕州，等等。但我读后，感觉这些论述，似乎都与《汉书》等基本史料的记载存在很大的隔阂，甚至明显的抵牾，好像总是作者自己想得太多了一些。因学识所限，一时我还难以领会这些高论与历史事实之间的确切联系。既然自己把握不到，那么，这里就本着“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古训，暂不涉及他们着力探讨的那些史料中隐而不显的问题。好在即使不用这些或高明或幽深的概念，似乎同样可以说明一些基本的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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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人吕思勉，在所著《秦汉史》中，对“巫蛊之祸”始末，做过比较细致的梳理，多信而质实。下面所做论述，很大程度上便是基于这一基础。当时所谓“巫蛊”，如吕氏所说：“蛊之道多端，武帝时所谓巫蛊者，则为祝诅及埋偶人。”[11]这是本书相关论述据以立论的一项基本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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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及汉武帝时期的“巫蛊之祸”，我们首先需要明确，当时，人们行用巫蛊之术，只要不以汉家天子为祝诅对象，一般并不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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溯其缘起，在秦代，就连朝廷，甚至都设有专门施行这种法术的“秘祝”之官，“即有灾祥，辄祝祠移过于下”。唐人张守节对此解释说：“谓有灾祥，辄令祝官祠祭，移其咎恶于众官及百姓也。”[12]如此堂而皇之地引祸水而下流，真是赤裸裸地以民为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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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廷设置这样的职官，在今天看来，固然恶劣荒唐，但却符合当时一般人的观念。类似的事例，如春秋楚昭王二十七年（前489），吴国伐陈，楚国发兵救之，两军对峙间，楚国统军的昭王却罹患重病，不治亡故。在去世之前，楚昭王曾与臣下商议祛病的办法，即述及此等移祸于人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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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王病于军中，有赤云如鸟，夹日而蜚。昭王问周太史，太史曰：“是害于楚王，然可移于将相。”将相闻是言，乃请自以身祷于神。昭王曰：“将相，孤之股肱也。今移祸，庸去是身乎！”弗听。卜而河为祟，大夫请祷河。昭王曰：“自吾先王受封，望不过江、汉，而河非所获罪也。”止不许。孔子在陈，闻是言，曰：“楚昭王通大道矣，其不失国，宜哉！”[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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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昭王仁义，这是大多数君王做不到的事情，所以才蒙受孔夫子高度赞扬，但秦始皇显然不会像楚昭王这样心慈手软，求长生既已百计必施，当然要设“秘祝”以移祸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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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做法，一直沿袭到汉文帝十三年（前167）夏，始被废除[14]，透过这一点，愈加可见此等巫术盛行的程度。民间普遍合理合法地施行，自在情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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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废除此法之前的汉文帝二年（前178）三月，孝文皇帝刘恒，发布了一道涉及巫蛊的重要诏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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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之治天下，朝有进善之旌，诽谤之木，所以通治道而来谏者。今法有诽谤妖言之罪，是使众臣不敢尽情，而上无由闻过失也。将何以来远方之贤良？其除之。民或祝诅上，以相约结而后相谩，吏以为大逆。其有他言，而吏又以为诽谤。此细民之愚，无知抵死，朕甚不取。自今以来，有犯此者勿听治。[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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诏书中“民或祝诅上，以相约结而后相谩”这句话，今中华书局新点校本《史记》原本连读为“民或祝诅上以相约结而后相谩”，语义不明，而看裴骃《史记集解》和张守节《史记正义》所做旧注，则愈加糊涂不清[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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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观上下文义，知汉文帝乃云为“通治道”而欲除去“诽谤”和“妖言”两罪（《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将文帝此举概括为“除诽谤律”[17]），而作为这两项罪名具体针对的罪行之一，汉文帝列举的“妖言”之罪是“民或祝诅上”，亦即直接诅咒当今皇帝，故“吏以为大逆”。如此严重的行径，竟然能够得到汉文帝的宽宥，本来有一个重要前提，这就是皇帝在已经与民“相约结”亦即应允民众的情况下，随后复又“相谩”，也就是朝廷说话不算数，言而无信，蒙骗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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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并不是任何一种诅咒皇帝的“妖言”，都可以从宽发落，免除其罪责。台湾学者蒲慕州，曾以为汉文帝此诏是取消了“祝诅上”为“大逆”亦即处以死罪的律条[18]，误解殊甚。这一事例向我们提示，当时在特殊情况下，即使是直接祝诅今上，也是可以免受惩罚的。那么，民间百姓之间，行用巫蛊之术，更不会轻易获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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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据《汉书·武帝纪》记载，天汉二年（前99）秋，“止禁巫祠道中者”。曹魏时人文颖注云：“始汉家于道中祠，排祸咎移之于行人百姓，以其不经，今止之也。”但唐人颜师古并不赞同他的看法，以为“文说非也。秘祝移过，文帝久已除之。今此总禁百姓巫觋于道中祠祭者耳”[19]。吕思勉以为，在对天汉二年秋朝廷这项禁令的解释上，应以颜师古所说为妥，但这并不等于“汉家果无祠道中之事”，文颖“其言自有所据也”[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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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案文颖所说，指出了秦汉时人于道中设祠的实质性用意，乃“排祸移咎于行人百姓”，亦即没有特定指向地把灾祸引向无辜的过路行人[21]；同时也符合此番汉廷颁发诏书的旨意，日本学者狩野直喜就明确指出，在所有各种解释当中，应“以文说最长”[22]。正因为这样行用的巫术过于荒唐，所以，汉武帝才在天汉二年予以禁止[23]，而颜师古把汉文帝十三年废除朝廷秘祝之官移祸于下的做法，看作除去一切“秘祝移过”行为，所说并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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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事例，同样透露出：当时除了没有合理理由而直接祝诅当朝的皇帝，或者如此这般在道路中祠祝以随机移祸于无辜行人之外，其他民间的巫觋蛊祝行为，以其冤有头，债有主，并不会受到法律的限制与处罚，即这本是一种合法的行为。——这是我们讨论武帝时期巫蛊之祸问题的另一项重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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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需要适当予以说明的是，东汉时人郑玄，在注释《周礼》“庶氏，掌除毒蛊，以攻说禬之，嘉草攻之”这一文句时，引述汉代律文注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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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贼律》曰：“敢蛊人及教令者弃市。”[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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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慕州曾引述此文，以为这显示汉朝治理巫蛊之罪的律法，或有处以死罪的规定，只是在汉文帝已经取消了处死行巫蛊者律条的情况下，不知“这条法律是何时开始施行的”[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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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案汉文帝取消行巫蛊者死罪的看法，上文已说明其谬误。又《周礼》记述的“毒蛊”，郑玄释为“虫物而病害人者”。复检视《周礼》此条上一条为：“冥氏，掌设弧张，为阱擭以攻猛兽，以灵鼓欧之。若得其兽，则献其皮革齿须备。”下一条乃是：“穴氏，掌攻蛰兽，各以其物火之，以时献其珍异皮革。”[26]相互参证，通观其说，可知《周礼》所记“毒蛊”，应当是实指自然界中活生生的有毒“虫”类动物，这与西汉埋设偶人以行祝诅的巫蛊之术，性质完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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