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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废除此法之前的汉文帝二年（前178）三月，孝文皇帝刘恒，发布了一道涉及巫蛊的重要诏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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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之治天下，朝有进善之旌，诽谤之木，所以通治道而来谏者。今法有诽谤妖言之罪，是使众臣不敢尽情，而上无由闻过失也。将何以来远方之贤良？其除之。民或祝诅上，以相约结而后相谩，吏以为大逆。其有他言，而吏又以为诽谤。此细民之愚，无知抵死，朕甚不取。自今以来，有犯此者勿听治。[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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诏书中“民或祝诅上，以相约结而后相谩”这句话，今中华书局新点校本《史记》原本连读为“民或祝诅上以相约结而后相谩”，语义不明，而看裴骃《史记集解》和张守节《史记正义》所做旧注，则愈加糊涂不清[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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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观上下文义，知汉文帝乃云为“通治道”而欲除去“诽谤”和“妖言”两罪（《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将文帝此举概括为“除诽谤律”[17]），而作为这两项罪名具体针对的罪行之一，汉文帝列举的“妖言”之罪是“民或祝诅上”，亦即直接诅咒当今皇帝，故“吏以为大逆”。如此严重的行径，竟然能够得到汉文帝的宽宥，本来有一个重要前提，这就是皇帝在已经与民“相约结”亦即应允民众的情况下，随后复又“相谩”，也就是朝廷说话不算数，言而无信，蒙骗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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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并不是任何一种诅咒皇帝的“妖言”，都可以从宽发落，免除其罪责。台湾学者蒲慕州，曾以为汉文帝此诏是取消了“祝诅上”为“大逆”亦即处以死罪的律条[18]，误解殊甚。这一事例向我们提示，当时在特殊情况下，即使是直接祝诅今上，也是可以免受惩罚的。那么，民间百姓之间，行用巫蛊之术，更不会轻易获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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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据《汉书·武帝纪》记载，天汉二年（前99）秋，“止禁巫祠道中者”。曹魏时人文颖注云：“始汉家于道中祠，排祸咎移之于行人百姓，以其不经，今止之也。”但唐人颜师古并不赞同他的看法，以为“文说非也。秘祝移过，文帝久已除之。今此总禁百姓巫觋于道中祠祭者耳”[19]。吕思勉以为，在对天汉二年秋朝廷这项禁令的解释上，应以颜师古所说为妥，但这并不等于“汉家果无祠道中之事”，文颖“其言自有所据也”[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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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案文颖所说，指出了秦汉时人于道中设祠的实质性用意，乃“排祸移咎于行人百姓”，亦即没有特定指向地把灾祸引向无辜的过路行人[21]；同时也符合此番汉廷颁发诏书的旨意，日本学者狩野直喜就明确指出，在所有各种解释当中，应“以文说最长”[22]。正因为这样行用的巫术过于荒唐，所以，汉武帝才在天汉二年予以禁止[23]，而颜师古把汉文帝十三年废除朝廷秘祝之官移祸于下的做法，看作除去一切“秘祝移过”行为，所说并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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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事例，同样透露出：当时除了没有合理理由而直接祝诅当朝的皇帝，或者如此这般在道路中祠祝以随机移祸于无辜行人之外，其他民间的巫觋蛊祝行为，以其冤有头，债有主，并不会受到法律的限制与处罚，即这本是一种合法的行为。——这是我们讨论武帝时期巫蛊之祸问题的另一项重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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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需要适当予以说明的是，东汉时人郑玄，在注释《周礼》“庶氏，掌除毒蛊，以攻说禬之，嘉草攻之”这一文句时，引述汉代律文注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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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贼律》曰：“敢蛊人及教令者弃市。”[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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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慕州曾引述此文，以为这显示汉朝治理巫蛊之罪的律法，或有处以死罪的规定，只是在汉文帝已经取消了处死行巫蛊者律条的情况下，不知“这条法律是何时开始施行的”[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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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案汉文帝取消行巫蛊者死罪的看法，上文已说明其谬误。又《周礼》记述的“毒蛊”，郑玄释为“虫物而病害人者”。复检视《周礼》此条上一条为：“冥氏，掌设弧张，为阱擭以攻猛兽，以灵鼓欧之。若得其兽，则献其皮革齿须备。”下一条乃是：“穴氏，掌攻蛰兽，各以其物火之，以时献其珍异皮革。”[26]相互参证，通观其说，可知《周礼》所记“毒蛊”，应当是实指自然界中活生生的有毒“虫”类动物，这与西汉埋设偶人以行祝诅的巫蛊之术，性质完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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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汉朝的法律，是要将用毒虫害人的犯人以及教令害人的指使者，一并处以弃市之刑。《史记·淮南衡山列传》载衡山王赐，有姬徐来，尝“使婢蛊道杀太子母”，在衡山王与淮南王安谋反事败露之后，被论此罪弃市[27]，正符合郑玄引述汉律对教令蛊人一罪的规定。孰知今蒲慕州却将其视作以偶人祝诅所行巫蛊之术或可杀人的事例[28]，实在匪夷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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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此等“蛊道”，后世多称“蓄蛊杀人”。《隋书·地理志》记述其中一种具体的方法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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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五月五日聚百种虫，大者至蛇，小者至虱，合置器中，令自相啖，余一种存者留之，蛇则曰蛇蛊，虱则曰虱蛊，行以杀人。因食入人腹内，食其五藏，死则其产移入蛊主之家，三年不杀他人，则畜者自钟其弊。累世子孙相传不绝，亦有随女子嫁焉。[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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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清朝，此等蛊术仍时时发生，朝廷且亦同样以死罪治之。《清经世文编》里收录有一篇《除养蛊示》，就讲到相关的情况[30]。因知此蛊非彼蛊，蒲氏所说，与事实相差太远，置之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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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昏侯刘贺 三 太子起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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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关太子据的所谓“巫蛊之祸”，其具体经过，在《汉书·戾太子传》中有比较清楚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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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帝末，卫后宠衰，江充用事。充与太子及卫氏有隙。恐上晏驾后为太子所诛，会巫蛊事起，充因此为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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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时，上春秋高，意多所恶，以为左右皆为蛊道祝诅，穷治其事。丞相公孙贺父子，阳石、诸邑公主，及皇后弟子长平侯卫伉皆坐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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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典治巫蛊，既知上意，白言宫中有蛊气，入宫至省中，坏御座掘地。上使按道侯韩说、御史章赣、黄门苏文等助充。充遂至太子宫掘蛊，得桐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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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上疾，辟暑甘泉宫，独皇后、太子在。太子召问少傅石德，德惧为师傅并诛，因谓太子曰：“前丞相父子、两宫主及卫氏皆坐此，今巫与使者掘地得征验，不知巫置之邪，将实有也？无以自明，可矫以节收捕充等系狱，穷治其奸诈。且上疾在甘泉，皇后及家吏请问皆不报，上存亡未可知，而奸臣如此，太子将不念秦扶苏事耶？”太子急，然德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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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和二年七月壬午，乃使客为使者收捕充等。按道侯说疑使者有诈，不肯受诏，客格杀说。御史章赣被创突亡，自归甘泉。太子使舍人无且持节夜入未央宫殿长秋门，因长御倚华，具白皇后，发中厩车载射士，出武库兵，发长乐宫卫，告令百官曰江充反。乃斩充以徇，炙胡巫上林中。遂部宾客为将率，与丞相刘屈牦等战。长安中扰乱，言太子反，以故众不肯附。太子兵败，亡，不得。[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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