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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昏侯刘贺 四 江充之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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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是依循过去大多数人的解读，则江充总归都有暗自栽赃陷害好人的劣迹。早在唐朝初年，颜师古就是这样看待相关史事。这大概或多或少，是与他信从《三辅旧事》的记载，以为江充带领胡巫在太子宫中掘得的桐木偶人系“充使胡巫作而薶（埋）之”具有关联。今案《三辅旧事》撰著年代和作者都不够十分明晰，始见于《旧唐书·经籍志》著录，称“韦氏撰”[38]。审其内容，大抵东汉至曹魏时期著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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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内容，大多数人依据的是《汉书·江充传》颜师古的注语[39]，而其更为完整的叙述，见于《太平御览》所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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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充为桐人，长尺，以针刺其腹，埋太子宫中。充晓医术，因言其事。[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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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今所见《三辅旧事》的佚文，显示其纪事内容大多尚较为平实，但毕竟只是杂记琐事，其记述重大史事的可信性，远不能与《汉书》这样的“正史”相比。即以这一条记载而言，观其“充晓医术，因言其事”云云，即与《汉书》的记载存在巨大差异，且绝不可信据。因知江充预埋桐人于太子宫中的说法，也同样不足偏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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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江充预埋桐人于太子宫中，在唐代初年撰著的《礼记正义》当中，在疏释《礼记·王制》“执左道以乱政杀”语及郑玄注之“左道若巫蛊及俗禁”时，还有这样一段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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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巫蛊及俗禁者，《汉书》武帝时江充埋桐人于大（太）子宫是也。初江充曾犯大（太）子，后王将老，欲立大（太）子。大（太）子立，必诛充。充遂谋大（太）子，为桐人六枚，埋在大（太）子宫中。乃谗大子于帝曰：“臣观大（太）子宫有巫气。”王遂令江充检之。果掘得桐人六枚，尽以针刺之。太子以自无此事，意不服，遂杀充。武帝故怒，遂遣丞相刘屈釐（氂，案今简体字书作“牦”）将兵伐大（太）子。大（太）子急，窜于湖县民家而藏。后事发，大（太）子遂自杀而死于其处。[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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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其所述“后王将老，欲立太子，太子立，必诛充”云云，与《汉书》太子或将被废的记载决然抵牾，即可知这段记述不仅不是出自《汉书》，而且显然属于所谓齐东野老之谈，就历史纪事的意义而言，本没有任何史料价值。盖经书注疏引书，自时有讹误，清人顾炎武对此早有指摘[42]，亦不足为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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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案当时的情况，可以看出，江充预令巫者偷埋桐人之说，实际很难说通。其最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堂堂太子宫中，江充如何能够派遣私人径行入内？西汉王朝如同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一样，宫禁都很森严。汉法乃明令“无引籍不得入宫司马殿门”[43]，而所谓“籍者，为二尺竹牒，记其年纪名字物色，悬之宫门，案省相应，乃得入也”[44]。江充即使假借其他缘由，得以安插心腹蒙混进入宫中，也必然会留下清楚的记录，很容易被人勘破行踪。若谓勾结奸人，妄行阑入，成功与否，尚未可知，而一旦拿获，或完为城旦[45]，或干脆下狱处死，江充又岂敢冒险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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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看，汉武帝既为一代枭雄，做事用人，无不处处防范。江充虽然以其执法严厉而深得武帝信赖，但在委任他出任“治巫蛊”使者而入宫搜查之际，还是另外“使按道侯韩说、御史章赣、黄门苏文等助充”[46]。稍习中国古代专制君主行事手段者，应不难看出，这同时也是令韩说等三人监督江充行事，以相钳制，防止其恣意妄为。《汉书·武帝纪》记述江充在太子宫中查究巫蛊，即书作“按道侯韩说、使者江充等掘蛊太子宫”[47]，如实显示出韩说在这一行动中的实际地位和作用都在江充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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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三人当中，按道侯韩说的地位尤为特别。其兄韩嫣，是汉武帝为胶东王时即一同“学书相爱”的近幸之臣，狎昵到“常与上共卧起”的程度，即属深受汉武帝昵爱的同性贴身伴侣。就是这位韩嫣，曾以“出入永巷不禁”而“以奸闻皇太后。太后怒，使使赐嫣死。上为谢，终不能得”，可见汉武帝对他的呵护。韩说亦同样蒙受汉武帝这种特别的“爱幸”[48]，曾“数称将军”，因战功而得以再度封侯[49]，如天汉四年（前97）以游击将军身份出征匈奴，一次即统领大军三万人[50]，显然不会任由江充胡乱作为，而不向汉武帝报告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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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太子据派遣门客抓捕江充等人的时候，韩说看出其假托诏命的破绽而“不肯受诏”，当即被太子宾客杀掉，而“御史章赣被创突亡，自归甘泉”，黄门苏文也同样“亡归甘泉”，亦即逃向身处甘泉宫的汉武帝，赶去报告所发生的情况[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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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江充已被太子据捉获，甚至或已处死的情况下，若是江某预埋桐木人偶，栽赃陷害，激使太子据造反作乱，那么，章赣和苏文，自宜向汉武帝如实报告这一重大缘由（甚至在太子据派人抓捕他们的时候，就能够坦然面对，与之一同觐见武帝，说明江充的卑鄙伎俩），武帝也一定会采取相应的措施，昭示奸人的行径，以抚慰太子和皇后，从而顺利平息事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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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从征和二年（前91）七月壬午太子据发兵反叛，到其庚寅出亡[52]，在这长达十天的期间内，汉武帝却没有采取任何相应的措施，反而“赐丞相玺书曰：‘捕斩反者，自有赏罚。……坚闭城门，毋令反者得出。’”，并且亲自出马，“从甘泉来，幸城西建章宫，诏发三辅近县兵，部中二千石以下，丞相兼将”，实际上是直接坐镇指挥镇压太子据的行动[53]。及至太子据兵败，亡命外逃，汉武帝乃“诏遣宗正刘长乐、执金吾刘敢奉策收皇后玺绶”，而在如此这般逼使卫后“自杀”之后，复令“黄门苏文、姚定汉，舆置公车令空舍，盛以小棺，瘗之城南桐柏”，并大举清洗其家族成员，以致“卫氏悉灭”[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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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太子据出逃之后，壶关三老上书，请求宽宥太子据，“出一旦之命，待罪建章阙下”，武帝亦曾有所“感悟”[55]，宋人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记述说：“书奏，天子感悟，然尚未敢显言赦之也。”[56]若是已经“感悟”到太子据行巫蛊事出于江充栽赃诬告，汉武帝早就会下诏赦免太子了，司马光所谓“未敢显言”，实乃无由言之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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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司马光本人在《资治通鉴考异》中，针对《汉武故事》“上感悟赦反者，拜郑茂为宣慈校尉，持节徇三辅，赦太子，太子欲出，疑弗实”云云假想“故事”所做的反驳那样：“上若赦太子，当诏吏勿捕。此说恐妄也。”[57]汉武帝若是得知江充陷害太子据的“真相”，自当及时颁布诏书，宽赦其举兵反叛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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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种迹象，都清楚表明，章赣和苏文向汉武帝反映的情况，愈加证明太子据之行用巫蛊，乃是确凿无疑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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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这一因素，也就愈加容易理解，太子据派人捉拿江充以至韩说、章赣、苏文诸人，若是不能逼使其就范，一致屈认江充埋置偶人陷害，就只能杀人灭口，使之死无对证，然后再寄希望于汉武帝病体衰弱不支或是业已身亡，冒险一搏，夺取帝位。太子据图谋杀死江充、韩说等所有负责侦查巫蛊的官员，已经表明在行用巫蛊一事上，他绝不像现在很多人所认为，或是所热切期望的那样清清白白，干干净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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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一个人行事，往往具有一贯性；至少考察其行事风格，有助于我们认识江充在查办太子据偷行巫蛊一事时更有可能采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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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氏有仇必报，且心地险恶，甘做汉武帝的忠实鹰犬，绝不是什么正人君子。但如俗语所云“盗亦有道”，一个人并不是在某些方面品性低劣，就一定会无恶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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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江充其人以前做过的事情，并没有发现他强行以栽赃手段诬陷他人的先例。例如，他举报赵太子丹“与同产姊及王后宫奸乱，交通郡国豪猾，攻剽为奸”，即皆确有其事，而赵太子丹正因如此妄为不法，担心江充揭露此等“阴私”，才要抓捕江充，并将其父兄处以“弃市”这样的极刑。又如他身任“直指绣衣使者”，以“督三辅盗贼，禁察逾侈。贵戚近臣多奢僭，充皆举劾，奏请没入车马，令身待北军击匈奴”，也都是罚出有据，受惩处者并不是好端端地被他冤枉。甚至就连最受诟病的究治巫蛊一事，也是首先要求确有偶人埋入地下，或是夜祠、视鬼者留下“染污”的痕迹，亦即确有犯案的事证，始得加以“收捕验治”[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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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些情况来看，江充的具体行为，系严苛执法，即汉武帝所认定的“忠直”且“奉法不阿”[59]，更近似于所谓“酷吏”。后来在昭帝时期的盐铁会议上，众贤良文学贬斥江充，即将其列为“扰乱良民”的“残吏”[60]。因而，他也未必会通过制造赃证来构陷太子据，而班固在《汉书》本传中谴责他的主要罪过，亦不过“谗言罔极”而已[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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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这样做风险也实在太大。因为构陷的对象，既身为太子，从事司法审理时，自有相互质证的机会。在这之前，武帝陈皇后巫蛊事发，即通过正常的司法审判程序，诏御史张汤案事治理，方使得“深竟党与”[62]。在司法审判过程中，若是被人诬告，或遭栽赃陷害，太子据可充分拥有申辩检验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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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汉成帝鸿嘉三年（前18），“赵飞燕谮告许皇后、班倢伃挟媚道，祝诅后宫，詈及主上。许皇后坐废。考问班倢伃，倢伃对曰：‘妾闻“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修正尚未蒙福，为邪欲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愬；如其无知，愬之何益？故不为也。’上善其对，怜悯之，赐黄金百斤”[63]。这是班倢伃在皇帝亲自审问的过程中，辩明了自己的清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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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太子据所面临的情况，正如宋人吕祖谦所说：“江充特扬声言太子宫得木人帛书（德勇案：据《汉书》记载，江充在太子宫掘地所得，但有桐木人，未记有‘帛书’），当奏闻耳，非敢如狱吏治庶僚禁止其朝谒也。”[64]就连所谓“京师大侠”朱安世这种江湖好汉，被当朝丞相公孙贺捉捕下狱之后，还可以通过“狱中上书”的形式，向汉武帝检举揭发公孙贺的违法犯罪行径[65]，太子据何以竟无由向汉武帝举发江充以澄清事实？后来所谓“壶关三老”上书汉武帝，称“亲戚之路鬲塞而不通，太子进则不得上见”云云[66]，并不符合当日实际情况，不过是刻意为太子据开脱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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