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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充仅仅以一“布衣之人,闾阎之隶臣”[67],竟然对当朝太子横加诬衅,而他却根本无力阻止太子据为自己辩护。这样一来,他要是走出栽赃陷害之类的险着,一旦败露,后果实在不堪设想,又有谁会愚蠢到去做这样的傻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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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昏侯刘贺 五 汉武帝的“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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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在读到壶关三老等上书之后,汉武帝所“感悟”到的究竟是什么呢?《汉书·戾太子传》记述太子据死后,“久之,巫蛊事多不信。上知太子惶恐无他意”[68],这段话,又该怎样理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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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一点,我们还是从壶关三老等人上奏的内容及其缘起谈起。史载太子据在长安城中兵败逃亡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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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怒甚,群下忧惧,不知所出。壶关三老令狐茂上书曰:“臣闻父者犹天,母者犹地,子犹万物也。故天平地安,阴阳和调,物乃茂成;父慈母爱,室家之中,子乃孝顺。阴阳不和则万物夭伤,父子不和则室家丧亡。故父不父则子不子,君不君则臣不臣,虽有粟,吾岂得而食诸!昔者虞舜,孝之至也,而不中于瞽叟;孝己被谤,伯奇放流,骨肉至亲,父子相疑。何者?积毁之所生也。由是观之,子无不孝,而父有不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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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皇太子为汉適嗣,承万世之业,体祖宗之重,亲则皇帝之宗子也。江充,布衣之人,闾阎之隶臣耳,陛下显而用之,衔至尊之命以迫蹵皇太子,造饰奸诈,群邪错谬,是以亲戚之路鬲塞而不通。太子进则不得上见,退则困于乱臣,独冤结而亡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杀充,恐惧逋逃,子盗父兵以救难自免耳,臣窃以为无邪心。诗曰:‘营营青蝇,止于藩;恺悌君子,无信谗言;谗言罔极,交乱四国。’往者江充谗杀赵太子,天下莫不闻,其罪固宜。陛下不省察,深过太子,发盛怒,举大兵而求之,三公自将,智者不敢言,辩士不敢说,臣窃痛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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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闻子胥尽忠而忘其号,比干尽仁而遗其身,忠臣竭诚不顾 钺之诛以陈其愚,志在匡君安社稷也。诗云:‘取彼谮人,投畀豺虎。’唯陛下宽心慰意,少察所亲,毋患太子之非,亟罢甲兵,无令太子久亡。臣不胜惓惓,出一旦之命,待罪建章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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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奏,天子感悟。[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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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如此惊天动地的重大事变,京城里满朝文武官员谁都闭口不谈,各地方官员同样缄默不语,却是由远在今山西长治太行山东南边缘地带的微末小吏“壶关三老令狐茂”出面上书,这本身就很耐人寻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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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令狐茂这样的人,当然无法直接与闻深宫秘事,身后一定另有地位较高的人物作后台。问题是不管是其背后指使人,还是令狐茂这位站在前台的壶关三老,假若确实掌握有说服力的证据,或是切实了解到江充故意给太子据栽赃的行为,本应该直截了当地指明这一邪恶阴谋。这既能够直接把性命危殆的太子据解脱出来,又足以使汉武帝的盛怒涣然冰释,老皇帝和小太子,马上就能尽释前嫌,和好如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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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壶关三老令狐茂的说辞,却是迂曲回绕,讲了好长一大段话,还是不清不楚,只是触动汉武帝内心深处暗自有所“感悟”而已。这样的“感悟”,更像是一种拿不到台面上清楚叙说的“心照不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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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明万历刻本《三才图会》中的汉武帝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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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来看壶关三老令狐茂的上书,笔锋竟首先指向汉武帝本人,而不是直接出面整治太子据的江充,这更显示出江充并没有犯下诸如诬陷太子据这样严重的罪过。令狐茂上书第一自然段的话,是在讲述太子据起兵事件的核心原因。——首先是“父不父则子不子”,亦即汉武帝有过在先;又“子无不孝,而父有不察”,也就是太子据做出的引发所谓“巫蛊之祸”的行为,实际也算不上不孝,只是汉武帝没有明察整个事件的真实性质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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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面引文所划分的第二自然段,是壶关三老令狐茂为太子据所做的辩白。在这里,同样没有直接正面指斥江充弄虚作假,刻意欺骗汉武帝,而假如江充确实造假坑人,这本来应该是其指陈的核心内容,不能不直接言明。除了泛泛而谈江氏等“造饰奸诈,群邪错谬”之外,其实写的内容,重在提醒汉武帝,对待太子据与江充二人,一定要判明内外的界限,做到亲疏有别,即太子据是汉家嫡嗣,而江充只是闾阎之隶,明此,也就不必做智者不为之事,来“深过太子”。假如壶关三老令狐茂能够把“造饰奸诈,群邪错谬”这句话坐实为江充使人埋设施行巫蛊使用的桐木偶人,一语戳破其鬼蜮伎俩即可,何必还要以内外亲疏这么迂远的套话来疏解汉武帝对太子据的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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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狐茂上书的最后一段,是讲他此番上书是出自对朝廷的忠心,并再次劝告汉武帝切勿听信谗言,而应宽恕太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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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总体上把握壶关三老令狐茂上书的内容之后,让我们再来看看,令狐氏所说“造饰奸诈,群邪错谬”究竟指的是什么。看前引《汉书》之《江充传》和《戾太子传》,可知江充看到汉武帝年老体衰,害怕武帝晏驾后遭到自己得罪过的太子据报复。当公孙贺父子行巫蛊事被朱安世揭发之后,汉武帝决意“穷治其事”,亦即予以严厉惩治,牵连所及,甚至包括阳石、诸邑两公主等亦未能宽免。江充从汉武帝对待此事的态度上,为自己找到了一线生机:“因是为奸,奏言上疾祟在巫蛊。”亦即期望整治那些对汉武帝行用巫蛊的人,从而在这一过程中,找到太子据因怨望而施行巫蛊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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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孙贺父子行巫蛊而招致汉武帝暴怒,本来就是因为其直接以汉武帝作为祝诅的对象[70],其目的,自是咒令汉武帝染病早亡。现在,江充更明确指出,汉武帝身患疾病的原因,正是出于歹人暗行巫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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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渴望长生不老的汉武帝,便指令丞相、御史以下诸二千石官员着意究治。后来江充出面查办的太子据案,本来同公孙贺父子案并没有内在联系,可是,《汉书·公孙贺传》却记载说:“巫蛊之祸起自朱安世,成于江充。”[71]盖《汉书·车千秋传》另有记载云:“巫蛊始发,诏丞相、御史督二千石求捕,廷尉治,未闻九卿廷尉有所鞫也。”[72]显然,这些官员没有能够积极应和汉武帝的旨意,深挖严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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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种不利局面,极度担心招致群臣子民祝诅死亡的汉武帝,不得不起用最早提示“上疾祟在巫蛊”的江充,委派他做专门查办巫蛊的使者[73]。因为江充此前作为“直指绣衣使者”,对武帝之姑馆陶长公主和皇太子刘据都略不宽贷,从而“威震京师”,足以令汉武帝相信:他这次仍然能够“奉法不阿”,挖出那些试图戕害自己性命的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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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这一任命,正中江充下怀,给了他直接下手的机会。——如同当年报复害死其父兄并差一点儿杀掉自己的赵太子丹一样,江充可以通过举发太子据的巫蛊行为来彻底除掉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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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江充又何以会预知太子据必定会在宫中施行巫蛊以祝诅汉武帝呢?关于这一点,江充倒未必具有十全的把握。不过,因为这是当时非常普遍的做法,所以太子据这样做的可能性也非常大。江氏别无他法,只能借此求其一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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