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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充仅仅以一“布衣之人，闾阎之隶臣”[67]，竟然对当朝太子横加诬衅，而他却根本无力阻止太子据为自己辩护。这样一来，他要是走出栽赃陷害之类的险着，一旦败露，后果实在不堪设想，又有谁会愚蠢到去做这样的傻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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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昏侯刘贺 [:1705932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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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昏侯刘贺 五 汉武帝的“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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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在读到壶关三老等上书之后，汉武帝所“感悟”到的究竟是什么呢？《汉书·戾太子传》记述太子据死后，“久之，巫蛊事多不信。上知太子惶恐无他意”[68]，这段话，又该怎样理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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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一点，我们还是从壶关三老等人上奏的内容及其缘起谈起。史载太子据在长安城中兵败逃亡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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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怒甚，群下忧惧，不知所出。壶关三老令狐茂上书曰：“臣闻父者犹天，母者犹地，子犹万物也。故天平地安，阴阳和调，物乃茂成；父慈母爱，室家之中，子乃孝顺。阴阳不和则万物夭伤，父子不和则室家丧亡。故父不父则子不子，君不君则臣不臣，虽有粟，吾岂得而食诸！昔者虞舜，孝之至也，而不中于瞽叟；孝己被谤，伯奇放流，骨肉至亲，父子相疑。何者？积毁之所生也。由是观之，子无不孝，而父有不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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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皇太子为汉適嗣，承万世之业，体祖宗之重，亲则皇帝之宗子也。江充，布衣之人，闾阎之隶臣耳，陛下显而用之，衔至尊之命以迫蹵皇太子，造饰奸诈，群邪错谬，是以亲戚之路鬲塞而不通。太子进则不得上见，退则困于乱臣，独冤结而亡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杀充，恐惧逋逃，子盗父兵以救难自免耳，臣窃以为无邪心。诗曰：‘营营青蝇，止于藩；恺悌君子，无信谗言；谗言罔极，交乱四国。’往者江充谗杀赵太子，天下莫不闻，其罪固宜。陛下不省察，深过太子，发盛怒，举大兵而求之，三公自将，智者不敢言，辩士不敢说，臣窃痛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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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闻子胥尽忠而忘其号，比干尽仁而遗其身，忠臣竭诚不顾 钺之诛以陈其愚，志在匡君安社稷也。诗云：‘取彼谮人，投畀豺虎。’唯陛下宽心慰意，少察所亲，毋患太子之非，亟罢甲兵，无令太子久亡。臣不胜惓惓，出一旦之命，待罪建章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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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奏，天子感悟。[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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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如此惊天动地的重大事变，京城里满朝文武官员谁都闭口不谈，各地方官员同样缄默不语，却是由远在今山西长治太行山东南边缘地带的微末小吏“壶关三老令狐茂”出面上书，这本身就很耐人寻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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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令狐茂这样的人，当然无法直接与闻深宫秘事，身后一定另有地位较高的人物作后台。问题是不管是其背后指使人，还是令狐茂这位站在前台的壶关三老，假若确实掌握有说服力的证据，或是切实了解到江充故意给太子据栽赃的行为，本应该直截了当地指明这一邪恶阴谋。这既能够直接把性命危殆的太子据解脱出来，又足以使汉武帝的盛怒涣然冰释，老皇帝和小太子，马上就能尽释前嫌，和好如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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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壶关三老令狐茂的说辞，却是迂曲回绕，讲了好长一大段话，还是不清不楚，只是触动汉武帝内心深处暗自有所“感悟”而已。这样的“感悟”，更像是一种拿不到台面上清楚叙说的“心照不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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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明万历刻本《三才图会》中的汉武帝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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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来看壶关三老令狐茂的上书，笔锋竟首先指向汉武帝本人，而不是直接出面整治太子据的江充，这更显示出江充并没有犯下诸如诬陷太子据这样严重的罪过。令狐茂上书第一自然段的话，是在讲述太子据起兵事件的核心原因。——首先是“父不父则子不子”，亦即汉武帝有过在先；又“子无不孝，而父有不察”，也就是太子据做出的引发所谓“巫蛊之祸”的行为，实际也算不上不孝，只是汉武帝没有明察整个事件的真实性质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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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面引文所划分的第二自然段，是壶关三老令狐茂为太子据所做的辩白。在这里，同样没有直接正面指斥江充弄虚作假，刻意欺骗汉武帝，而假如江充确实造假坑人，这本来应该是其指陈的核心内容，不能不直接言明。除了泛泛而谈江氏等“造饰奸诈，群邪错谬”之外，其实写的内容，重在提醒汉武帝，对待太子据与江充二人，一定要判明内外的界限，做到亲疏有别，即太子据是汉家嫡嗣，而江充只是闾阎之隶，明此，也就不必做智者不为之事，来“深过太子”。假如壶关三老令狐茂能够把“造饰奸诈，群邪错谬”这句话坐实为江充使人埋设施行巫蛊使用的桐木偶人，一语戳破其鬼蜮伎俩即可，何必还要以内外亲疏这么迂远的套话来疏解汉武帝对太子据的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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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狐茂上书的最后一段，是讲他此番上书是出自对朝廷的忠心，并再次劝告汉武帝切勿听信谗言，而应宽恕太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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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总体上把握壶关三老令狐茂上书的内容之后，让我们再来看看，令狐氏所说“造饰奸诈，群邪错谬”究竟指的是什么。看前引《汉书》之《江充传》和《戾太子传》，可知江充看到汉武帝年老体衰，害怕武帝晏驾后遭到自己得罪过的太子据报复。当公孙贺父子行巫蛊事被朱安世揭发之后，汉武帝决意“穷治其事”，亦即予以严厉惩治，牵连所及，甚至包括阳石、诸邑两公主等亦未能宽免。江充从汉武帝对待此事的态度上，为自己找到了一线生机：“因是为奸，奏言上疾祟在巫蛊。”亦即期望整治那些对汉武帝行用巫蛊的人，从而在这一过程中，找到太子据因怨望而施行巫蛊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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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孙贺父子行巫蛊而招致汉武帝暴怒，本来就是因为其直接以汉武帝作为祝诅的对象[70]，其目的，自是咒令汉武帝染病早亡。现在，江充更明确指出，汉武帝身患疾病的原因，正是出于歹人暗行巫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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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渴望长生不老的汉武帝，便指令丞相、御史以下诸二千石官员着意究治。后来江充出面查办的太子据案，本来同公孙贺父子案并没有内在联系，可是，《汉书·公孙贺传》却记载说：“巫蛊之祸起自朱安世，成于江充。”[71]盖《汉书·车千秋传》另有记载云：“巫蛊始发，诏丞相、御史督二千石求捕，廷尉治，未闻九卿廷尉有所鞫也。”[72]显然，这些官员没有能够积极应和汉武帝的旨意，深挖严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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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种不利局面，极度担心招致群臣子民祝诅死亡的汉武帝，不得不起用最早提示“上疾祟在巫蛊”的江充，委派他做专门查办巫蛊的使者[73]。因为江充此前作为“直指绣衣使者”，对武帝之姑馆陶长公主和皇太子刘据都略不宽贷，从而“威震京师”，足以令汉武帝相信：他这次仍然能够“奉法不阿”，挖出那些试图戕害自己性命的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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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这一任命，正中江充下怀，给了他直接下手的机会。——如同当年报复害死其父兄并差一点儿杀掉自己的赵太子丹一样，江充可以通过举发太子据的巫蛊行为来彻底除掉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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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江充又何以会预知太子据必定会在宫中施行巫蛊以祝诅汉武帝呢？关于这一点，江充倒未必具有十全的把握。不过，因为这是当时非常普遍的做法，所以太子据这样做的可能性也非常大。江氏别无他法，只能借此求其一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