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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狐茂上书的最后一段，是讲他此番上书是出自对朝廷的忠心，并再次劝告汉武帝切勿听信谗言，而应宽恕太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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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总体上把握壶关三老令狐茂上书的内容之后，让我们再来看看，令狐氏所说“造饰奸诈，群邪错谬”究竟指的是什么。看前引《汉书》之《江充传》和《戾太子传》，可知江充看到汉武帝年老体衰，害怕武帝晏驾后遭到自己得罪过的太子据报复。当公孙贺父子行巫蛊事被朱安世揭发之后，汉武帝决意“穷治其事”，亦即予以严厉惩治，牵连所及，甚至包括阳石、诸邑两公主等亦未能宽免。江充从汉武帝对待此事的态度上，为自己找到了一线生机：“因是为奸，奏言上疾祟在巫蛊。”亦即期望整治那些对汉武帝行用巫蛊的人，从而在这一过程中，找到太子据因怨望而施行巫蛊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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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孙贺父子行巫蛊而招致汉武帝暴怒，本来就是因为其直接以汉武帝作为祝诅的对象[70]，其目的，自是咒令汉武帝染病早亡。现在，江充更明确指出，汉武帝身患疾病的原因，正是出于歹人暗行巫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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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渴望长生不老的汉武帝，便指令丞相、御史以下诸二千石官员着意究治。后来江充出面查办的太子据案，本来同公孙贺父子案并没有内在联系，可是，《汉书·公孙贺传》却记载说：“巫蛊之祸起自朱安世，成于江充。”[71]盖《汉书·车千秋传》另有记载云：“巫蛊始发，诏丞相、御史督二千石求捕，廷尉治，未闻九卿廷尉有所鞫也。”[72]显然，这些官员没有能够积极应和汉武帝的旨意，深挖严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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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种不利局面，极度担心招致群臣子民祝诅死亡的汉武帝，不得不起用最早提示“上疾祟在巫蛊”的江充，委派他做专门查办巫蛊的使者[73]。因为江充此前作为“直指绣衣使者”，对武帝之姑馆陶长公主和皇太子刘据都略不宽贷，从而“威震京师”，足以令汉武帝相信：他这次仍然能够“奉法不阿”，挖出那些试图戕害自己性命的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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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这一任命，正中江充下怀，给了他直接下手的机会。——如同当年报复害死其父兄并差一点儿杀掉自己的赵太子丹一样，江充可以通过举发太子据的巫蛊行为来彻底除掉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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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江充又何以会预知太子据必定会在宫中施行巫蛊以祝诅汉武帝呢？关于这一点，江充倒未必具有十全的把握。不过，因为这是当时非常普遍的做法，所以太子据这样做的可能性也非常大。江氏别无他法，只能借此求其一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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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已经谈到，当太子据生母卫子夫皇后年长色衰之后，汉武帝后宫当中，先是有“赵之王夫人、中山李夫人有宠，皆蚤卒，后有尹倢伃、钩弋夫人更幸”[74]，亦即不断有新欢得到汉武帝的宠幸。刘据七岁就被立为太子，而当他十二岁时，“赵之王夫人”生下的儿子刘闳与另一“李姬”所生的儿子刘旦、刘胥，同日受封为诸侯王（刘闳受封为齐王），而史称“闳母王夫人有宠，闳尤爱幸”[75]。后来李夫人为汉武帝生下刘髆，刘髆被册封为昌邑王之后，亦“以少子爱”，汉武帝并且为之甄选师傅，令“通《五经》”的夏侯始昌给他做“太傅”[76]，也显示出相当器重的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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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刘据得以被册立为太子，乃是缘于汉武帝“年二十九乃得太子”。欣喜不已的汉武帝，在刘据出生之后，随即尊立其母卫子夫为皇后，而在此之前两年，其原已正式册立多年的陈皇后，刚刚由于卫子夫博得汉武帝宠爱而施行媚道、巫蛊等法术，招致废黜，退居长门冷宫[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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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覆之间，陈皇后的昨天，或许就是卫皇后的今天。不管是卫皇后，还是太子据，都很有可能同样遭遇废黜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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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直接的威胁是，巫蛊之祸发生之前三年的太始三年（前94），正在大受汉武帝宠幸的新欢赵婕妤，“生昭帝，号钩弋子。任身十四月乃生，上曰：‘闻昔尧十四月而生，今钩弋亦然。’乃命其所生门曰尧母门”[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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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这样的说法和做法，实在都很耐人寻味。其事正如司马光所云：“当是时，太子犹在东宫，则孝武属意固已异矣。是以奸臣逆窥上意，以倾覆家（冢）嗣，卒成巫蛊之旤（祸），天下咸被其殃。然则人君用意，小违大义，旤（祸）乱及此，可不慎哉！”[79]朱熹在具体论述这一问题时，同样以为“男女有别，然后父子亲。汉武帝溺于声色，游燕后宫，父子不亲，遂致戾太子之变”[80]。亦即后来成为昭帝的刘弗陵，甫一出生，汉武帝就萌生了废黜太子据而令其取而代之的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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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对于太子据以及乃母卫皇后来说，都是临头的大祸。事情已经到了无可回避的地步，总要有所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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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正如李夫人临终前所说：“夫以色事人者，色衰而爱弛，爱弛则恩绝。”这实在是无可奈何的事情。汉武帝已经年老体衰，在太子据起兵反叛之前，石德说在甘泉养病的汉武帝“存亡未可知”，就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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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是在汉武帝正式废黜太子据以及卫皇后之前，他自己就先行命归黄泉，那么，太子据以及卫皇后便自然会保住既有的地位。直接刺杀武帝，那是根本做不到的事情，他们也绝不会这样想。于是，只好以巫蛊祝诅，促其速死，或者仅仅是确保自己的地位——哪怕效力不验，这至少也可以发泄一下内心深处积郁多年的不满，或是倾吐自己的强烈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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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文所述，当年因卫子夫得受宠幸而饱受冷遇的正宫娘娘陈皇后，在三番五次寻死觅活，导致汉武帝愈加愤怒之后，便“又挟妇人媚道”，令女巫楚服等人，为之“巫蛊祠祭祝诅”。其举动之大，被发觉后，以“大逆无道”之罪，竟“相连及诛者三百余人”。陈皇后祝诅的内容，当然是不利于武帝的性命，才堪以“大逆无道”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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逮太子据巫蛊事案发且兵败身死之后，贰师将军李广利与丞相刘屈牦谋立李夫人之子昌邑王刘髆为太子，而“内者令郭穰告丞相夫人以丞相数有谴，使巫祠社，祝诅主上，有恶言，及与贰师共祷祠，欲令昌邑王为帝”，因此“有司奏请案验，罪至大逆不道”[81]。这是通过行用巫蛊以达到咒死武帝以及确立太子地位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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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涉及皇位继承而行用类似巫蛊的祝诅行为，还可以举述广陵王刘胥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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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昭帝时，胥见上年少无子，有觊欲心。而楚地巫鬼，胥迎女巫李女须，使下神祝诅。女须泣曰：“孝武帝下我。”左右皆伏。言“吾必令胥为天子。”胥多赐女须钱，使祷巫山。会昭帝崩，胥曰：“女须良巫也！”杀牛塞祷。及昌邑王征，复使巫祝诅之。后王废，胥浸信女须等，数赐予钱物。宣帝即位，胥曰：“太子孙何以反得立？”复命女须祝诅如前。又胥女为楚王延寿后弟妇，数相馈遗，通私书。后延寿坐谋反诛，辞连及胥。有诏勿治，赐胥黄金前后五千斤，它器物甚众。胥又闻汉立太子，谓姬南等曰：“我终不得立矣。”乃止不诅。[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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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陵王胥这种接二连三的祝诅行为，虽然未必是巫蛊，但性质都大体相似，可见这是当时人遇到此类事情时会普遍采用的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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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在李广利与刘屈牦连手行用巫蛊诅咒的时候，朝廷追究太子据巫蛊之案，仍处于很急迫的状态[83]。这就更加清楚地显示出，施行巫蛊应当是太子据和卫皇后会首先想到，也是他们当时最有可能采用的应对手段。一时风气如此，江充对此，也是清清楚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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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充的目标，是太子据。但直接冲着太子查将过去，报复的用心过于明显，而且在太子宫中到底能不能查到巫蛊的证据，也并不能百分之百地确定，万一一无所获，恐怕会给他引来更为直接，也更大的麻烦。特别是如上所述，当时的朝野官员，大多数人对此都漠然视之，不愿深追彻查。若是贸然侦办太子，一旦失手，周遭人这种普遍的敌视态度，会使其后果更加不堪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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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另一方面，其他官员之所以都不愿侦办，江充又恰恰敢于放手查拿，并且预期会有所收获，都是由于施行这种巫蛊法术，在当时本是一种从上到下普遍流行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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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一般来说，祝诅只要不是直接以今上（或者还有与皇帝特别近密的人物，如皇后等）作为对象，以及于道路当中施法，在当时都应属合法。公孙贺父子两人因行巫蛊而被汉武帝处以极刑，就是因为他们同时干犯了“使人巫祭祠诅上，且上甘泉当驰道埋偶人”这两项司法的禁忌[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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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采录《汉武故事》写成的纪事，谓江充“云：‘于太子宫得木人尤多，又有帛书，所言不道’”[85]，但《汉书》记江充指使人挖掘太子宫，所得仅有用于祝诅的桐木偶人。又东汉殇帝延平元年（106），有“和帝宫人吉成，成御者志恨成，乃为桐人书太后姓字埋之”[86]，所书太后姓字，就是标明祝诅对象。但像这样标明祝诅对象，未必是一种普遍通行的做法。我们看《汉书·江充传》记载江充捕捉到的用偶人行使巫蛊等阴阳数术的疑犯，仅坐死者就多达数万人，而既然先已掘得偶人，还需要在收捕人犯后通过“烧铁钳灼”使之“强服”，就说明在大多数偶人身上并没有写明祝诅的对象，其中很多偶人很可能只是用来祝诅与之不睦的邻家大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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