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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一个人行事，往往具有一贯性；至少考察其行事风格，有助于我们认识江充在查办太子据偷行巫蛊一事时更有可能采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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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氏有仇必报，且心地险恶，甘做汉武帝的忠实鹰犬，绝不是什么正人君子。但如俗语所云“盗亦有道”，一个人并不是在某些方面品性低劣，就一定会无恶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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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江充其人以前做过的事情，并没有发现他强行以栽赃手段诬陷他人的先例。例如，他举报赵太子丹“与同产姊及王后宫奸乱，交通郡国豪猾，攻剽为奸”，即皆确有其事，而赵太子丹正因如此妄为不法，担心江充揭露此等“阴私”，才要抓捕江充，并将其父兄处以“弃市”这样的极刑。又如他身任“直指绣衣使者”，以“督三辅盗贼，禁察逾侈。贵戚近臣多奢僭，充皆举劾，奏请没入车马，令身待北军击匈奴”，也都是罚出有据，受惩处者并不是好端端地被他冤枉。甚至就连最受诟病的究治巫蛊一事，也是首先要求确有偶人埋入地下，或是夜祠、视鬼者留下“染污”的痕迹，亦即确有犯案的事证，始得加以“收捕验治”[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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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些情况来看，江充的具体行为，系严苛执法，即汉武帝所认定的“忠直”且“奉法不阿”[59]，更近似于所谓“酷吏”。后来在昭帝时期的盐铁会议上，众贤良文学贬斥江充，即将其列为“扰乱良民”的“残吏”[60]。因而，他也未必会通过制造赃证来构陷太子据，而班固在《汉书》本传中谴责他的主要罪过，亦不过“谗言罔极”而已[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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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这样做风险也实在太大。因为构陷的对象，既身为太子，从事司法审理时，自有相互质证的机会。在这之前，武帝陈皇后巫蛊事发，即通过正常的司法审判程序，诏御史张汤案事治理，方使得“深竟党与”[62]。在司法审判过程中，若是被人诬告，或遭栽赃陷害，太子据可充分拥有申辩检验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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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汉成帝鸿嘉三年（前18），“赵飞燕谮告许皇后、班倢伃挟媚道，祝诅后宫，詈及主上。许皇后坐废。考问班倢伃，倢伃对曰：‘妾闻“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修正尚未蒙福，为邪欲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愬；如其无知，愬之何益？故不为也。’上善其对，怜悯之，赐黄金百斤”[63]。这是班倢伃在皇帝亲自审问的过程中，辩明了自己的清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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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太子据所面临的情况，正如宋人吕祖谦所说：“江充特扬声言太子宫得木人帛书（德勇案：据《汉书》记载，江充在太子宫掘地所得，但有桐木人，未记有‘帛书’），当奏闻耳，非敢如狱吏治庶僚禁止其朝谒也。”[64]就连所谓“京师大侠”朱安世这种江湖好汉，被当朝丞相公孙贺捉捕下狱之后，还可以通过“狱中上书”的形式，向汉武帝检举揭发公孙贺的违法犯罪行径[65]，太子据何以竟无由向汉武帝举发江充以澄清事实？后来所谓“壶关三老”上书汉武帝，称“亲戚之路鬲塞而不通，太子进则不得上见”云云[66]，并不符合当日实际情况，不过是刻意为太子据开脱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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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充仅仅以一“布衣之人，闾阎之隶臣”[67]，竟然对当朝太子横加诬衅，而他却根本无力阻止太子据为自己辩护。这样一来，他要是走出栽赃陷害之类的险着，一旦败露，后果实在不堪设想，又有谁会愚蠢到去做这样的傻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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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昏侯刘贺 [:1705932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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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昏侯刘贺 五 汉武帝的“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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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在读到壶关三老等上书之后，汉武帝所“感悟”到的究竟是什么呢？《汉书·戾太子传》记述太子据死后，“久之，巫蛊事多不信。上知太子惶恐无他意”[68]，这段话，又该怎样理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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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一点，我们还是从壶关三老等人上奏的内容及其缘起谈起。史载太子据在长安城中兵败逃亡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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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怒甚，群下忧惧，不知所出。壶关三老令狐茂上书曰：“臣闻父者犹天，母者犹地，子犹万物也。故天平地安，阴阳和调，物乃茂成；父慈母爱，室家之中，子乃孝顺。阴阳不和则万物夭伤，父子不和则室家丧亡。故父不父则子不子，君不君则臣不臣，虽有粟，吾岂得而食诸！昔者虞舜，孝之至也，而不中于瞽叟；孝己被谤，伯奇放流，骨肉至亲，父子相疑。何者？积毁之所生也。由是观之，子无不孝，而父有不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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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皇太子为汉適嗣，承万世之业，体祖宗之重，亲则皇帝之宗子也。江充，布衣之人，闾阎之隶臣耳，陛下显而用之，衔至尊之命以迫蹵皇太子，造饰奸诈，群邪错谬，是以亲戚之路鬲塞而不通。太子进则不得上见，退则困于乱臣，独冤结而亡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杀充，恐惧逋逃，子盗父兵以救难自免耳，臣窃以为无邪心。诗曰：‘营营青蝇，止于藩；恺悌君子，无信谗言；谗言罔极，交乱四国。’往者江充谗杀赵太子，天下莫不闻，其罪固宜。陛下不省察，深过太子，发盛怒，举大兵而求之，三公自将，智者不敢言，辩士不敢说，臣窃痛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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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闻子胥尽忠而忘其号，比干尽仁而遗其身，忠臣竭诚不顾 钺之诛以陈其愚，志在匡君安社稷也。诗云：‘取彼谮人，投畀豺虎。’唯陛下宽心慰意，少察所亲，毋患太子之非，亟罢甲兵，无令太子久亡。臣不胜惓惓，出一旦之命，待罪建章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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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奏，天子感悟。[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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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如此惊天动地的重大事变，京城里满朝文武官员谁都闭口不谈，各地方官员同样缄默不语，却是由远在今山西长治太行山东南边缘地带的微末小吏“壶关三老令狐茂”出面上书，这本身就很耐人寻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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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令狐茂这样的人，当然无法直接与闻深宫秘事，身后一定另有地位较高的人物作后台。问题是不管是其背后指使人，还是令狐茂这位站在前台的壶关三老，假若确实掌握有说服力的证据，或是切实了解到江充故意给太子据栽赃的行为，本应该直截了当地指明这一邪恶阴谋。这既能够直接把性命危殆的太子据解脱出来，又足以使汉武帝的盛怒涣然冰释，老皇帝和小太子，马上就能尽释前嫌，和好如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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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壶关三老令狐茂的说辞，却是迂曲回绕，讲了好长一大段话，还是不清不楚，只是触动汉武帝内心深处暗自有所“感悟”而已。这样的“感悟”，更像是一种拿不到台面上清楚叙说的“心照不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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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明万历刻本《三才图会》中的汉武帝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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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来看壶关三老令狐茂的上书，笔锋竟首先指向汉武帝本人，而不是直接出面整治太子据的江充，这更显示出江充并没有犯下诸如诬陷太子据这样严重的罪过。令狐茂上书第一自然段的话，是在讲述太子据起兵事件的核心原因。——首先是“父不父则子不子”，亦即汉武帝有过在先；又“子无不孝，而父有不察”，也就是太子据做出的引发所谓“巫蛊之祸”的行为，实际也算不上不孝，只是汉武帝没有明察整个事件的真实性质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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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面引文所划分的第二自然段，是壶关三老令狐茂为太子据所做的辩白。在这里，同样没有直接正面指斥江充弄虚作假，刻意欺骗汉武帝，而假如江充确实造假坑人，这本来应该是其指陈的核心内容，不能不直接言明。除了泛泛而谈江氏等“造饰奸诈，群邪错谬”之外，其实写的内容，重在提醒汉武帝，对待太子据与江充二人，一定要判明内外的界限，做到亲疏有别，即太子据是汉家嫡嗣，而江充只是闾阎之隶，明此，也就不必做智者不为之事，来“深过太子”。假如壶关三老令狐茂能够把“造饰奸诈，群邪错谬”这句话坐实为江充使人埋设施行巫蛊使用的桐木偶人，一语戳破其鬼蜮伎俩即可，何必还要以内外亲疏这么迂远的套话来疏解汉武帝对太子据的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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