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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刘据死了。要是真的定下立刘弗陵为太子，那么，武帝身体已经很不好，而刘弗陵的年龄又实在太小。征和三年时刘弗陵只有五岁，一旦汉武帝身体不支，朝政便只能假手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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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丞相的刘屈牦，要是真的提出这一方案，汉武帝会怎么想呢？疑忌心极重的汉武帝，当然会想到刘屈牦有控制朝政的野心。事情的严重性还不止于此。刘屈牦不仅姓刘，还是个正儿八经的刘家人——乃“武帝庶兄中山靖王子也”[25]。这也就意味着他不仅可以操控权力，还有可能取而代之，直接出面当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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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而易见，这很犯忌，是提不得的。很自然的，刘髆成了最佳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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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髆的年龄虽然也不是很大，但他的儿子刘贺已经出生，再小也不会小于十五岁了。在《汉书》中没有记述刘髆任何缺点，即使拥立他的刘屈牦和李广利两家后来都被处以极刑，也没因此追究他任何责任，或是对他加以谴责，这说明他本人应该是安分守己的。另外，如前所述，汉武帝对李夫人的感情，强过其他任何嫔妃，举荐刘髆为太子，也不会招致汉武帝的反感，甚至有可能正合乎他的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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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刘屈牦接受李广利的建议，试图拥立刘髆为太子，首先应是安定朝廷的秩序，避免动乱，以远祸自保；其次才是李广利所说的“长忧”，也就是汉武帝去世之后所面临的问题。确立刘髆为太子，恰好可以同时解决近忧后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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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料刘屈牦还没有来得及实施这一方案，就被人告发，首先断送了自己的性命。不得已，李广利降走匈奴。老昌邑王刘髆则与皇帝大位擦身而过。哪怕他本来是汉武帝的选项之一，这下子也根本不会再予考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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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昏侯刘贺 [:1705932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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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昏侯刘贺 二 武帝临终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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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了刘屈牦和李广利的案件之后，满腹猜忌的汉武帝，不管是对刘髆还是对他的异母兄长刘胥，这两位长成的皇子，都不会再轻易信任。因为他们每一个人，都随时有可能再行巫蛊，或是干脆直接起兵犯难，置自己于死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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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汉武帝干脆把设立皇太子事搁置一旁，一心一意地希求长生久视。然而，自然的规律不可抗拒，三年后，他终于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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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元二年（前87），从巫蛊事变前身体状况就已经日渐衰弱的汉武帝，先是在正月，于黄土高原南缘的甘泉宫中，接受了诸侯的朝见[26]。但他的疾患随后就开始出现增重的迹象。不知是出于对空气、环境等因素的考虑，还是别有数术的因素影响，汉武帝从渭河北岸移往终南山北麓盩厔（今陕西周至）境内的长杨宫和五柞宫，在这两座宫殿之间，移居不定[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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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改善病况，汉武帝又求助于方士，于是，有“望气者言长安狱中有天子气，上遣使者分条中都官狱系者，轻重皆杀之”，亦即分派使者到京师长安城中的各个监狱，将在押犯人，一律处决，以断绝新天子代之而起[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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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宋元珍本丛刊》影印宋庆元本《汉书·武帝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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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富贵天子，终究也难免一死，这本来是自然的规律，并不能通过滥杀无辜者的性命来换取自己的永生。但从后来的实际情况来看，当时长安城的监狱之中，应是确有所谓“天子气”存在。盖后来成为汉宣帝的太子据之孙刘病已（元康二年五月，始为避免百姓上书触犯名讳，更名为“询”），因人怜悯而幸免于死之后，正关押在各地郡国赴京上计（即上报统计数据）人员特别监狱之中，赖廷尉监邴吉护持，得以再度保全性命[29]。冥冥之中，仿佛确有定数存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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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怎样，这些鼓动汉武帝滥杀无辜的望气术士，若是活到刘病已登基称帝之时，一定会为自己当年糊弄汉武帝的胡话而欢欣鼓舞。因为汉武帝的病情，随后竟突然加剧，以至终归不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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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到身将不起之后，汉武帝终于不得不正式宣布：“立皇子弗陵为皇太子。”这位刘弗陵，也就是后来所谓的汉昭帝。时在后元二年二月乙丑，也就是二月初七，两天后的丁卯日，也就是二月初九，这位戕害天下苍生而乐之不疲一辈子的汉武大帝，命终长安城西南方向的盩厔五柞宫。严格地说，这恐怕也算不上“寿终正寝”[30]，实际上是和前朝另一位与之差可比肩的暴君秦始皇一样，死在了不倦游走的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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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册立刘弗陵为太子的同一天，汉武帝指令霍光、车千秋（田千秋）、金日 、上官桀、桑弘羊五位大臣，“并受遗诏，辅导少主”[31]，亦即受命辅佐幼子刘弗陵为帝。不过看他死亡的地点就不难推测，导致汉武帝亡命的疾病，一定是突然发作，或者也可能是身上固有的宿疾陡然加剧，以致命丧旅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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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病发猝然，以致汉武帝竟未能正式写出书面的“遗诏”。当时的情形，应是汉武帝明白自己快不行了，才匆促决定“以（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金）日 为车骑将军，及太仆上官桀为左将军，搜粟都尉桑弘羊为御史大夫，皆拜卧内床下，受遗诏辅少主”[32]，连同样承负“辅导少主”之任的丞相车千秋，都没有来得及赶到病床之前，亲受遗命[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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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所谓“遗诏”，只能是汉武帝在咽气之前，才向床下俯伏着的霍光等四位大臣口述的后事安排，而且当时讲出来的话，语义恐怕是颇显含混的，已经难以清楚记录成文。正因为如此，燕王旦在闻知汉武帝死去且刘弗陵行将即位的讯息后，才会发出“上弃群臣，无语言”的质疑，进而甚至打出刘弗陵“非武帝子”的旗号，图谋反叛[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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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燕王旦对昭帝即位一事的反应中可以确认，在汉武帝去世之后，朝廷并没有向各地的诸侯王和官员等以文字的形式颁布过汉武帝的“遗诏”。过去考古工作者在甘肃玉门花海遗址曾发现过一枚木觚，上面写有一篇汉朝皇帝临终的诏命[35]，采集这件木觚的嘉峪关市文物保管所工作人员在撰文介绍相关情况时，推定这份“遗诏”是后元二年二月丙寅（初八）汉武帝在临终前一天发布的[36]。不过胡平生经过进一步研究，指出这份诏书应属汉高祖刘邦临终前留给后来的惠帝刘盈的遗言[37]，我也从汉高祖诏书的特点及其流传状况，对胡氏所说做过补充论证[38]。现在再加上燕王旦“上弃群臣，无语言”这一说法，可以进一步确认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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