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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唐初画家阎立本笔下描摹的汉昭帝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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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士顿美术馆藏阎立本绘《历代帝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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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弗陵在老爹咽气的第二天，亦即二月初十（戊辰），就正式登基即位。唯昭帝刘弗陵登基时年仅八岁[39]，武帝传位于如此幼龄少子，便不得不预先甄选顾命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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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上霍光等五人当中，汉武帝原本早已确定，要以霍光作为“首辅”。《汉书》记载在武帝去世之前数年，即“察群臣唯光任大重，可属社稷。上乃使黄门画者画周公负成王朝诸侯以赐光”[40]。这样的画幅，不啻为西汉版的“你办事，我放心”，比文字的表述更为形象，意图也更鲜明，可谓厚望独寄，其地位绝非其他四位顾命大臣所能比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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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对霍光独倚重任，本自有其历史因缘。所谓秦始皇统一中国，实质上是建立政令同一的集权统治。帝王才略愈为雄强，愈加不愿推诚委信于臣僚，常常是大权独揽于一身，但若是遗命幼子继承帝位，势必需要有得力的大臣从旁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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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辅佐帝王理政的人物，当然要以不威胁君位为先决条件，合适的人选一般只有两种：一是宦官，一是外戚。秦二世重用宦者赵高而转瞬亡国灭宗，殷鉴未远，故汉家独赖外戚。昔清人赵翼在所撰《廿二史札记》一书中曾列有“汉外戚辅政”“两汉外戚之祸”两个条目，专门论述过这一问题[41]。与此同时，赵氏还注意到汉武帝时卫青、霍去病、李广利三大将“皆从嬖宠擢用”，并感叹云“其始皆由贱妇而起，间气所钟，固有不择地者哉”[42]！实际上这也是汉武帝在刻意擢用外戚，体现出即使是像武帝刘彻这样强劲有为的英主，也不能不援引外戚，作为依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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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祖末年尝誓言“若无功上所不置而侯者，天下共诛之”[43]，武帝对此亦遵奉不渝，始终坚持“有功乃得封侯”[44]，故外戚要想受封为侯，跻身尊位，也需要统兵出征，获取相应的战功。清朝重臣刘秉璋之子刘体仁，在民国初年撰著《通鉴札记》，对此做有远比赵翼透彻的分析[45]。霍光系以同父异母兄去病为武帝卫皇后胞姊之子的缘故，入侍禁闼，因处事“小心谨慎，未尝有过”而获得汉武帝亲近信用。尽管卫氏家族的势力，已经随着太子据和卫皇后的败亡而烟消云散，但霍光缘自外戚而与汉武帝建立起来的异常近密的关系，还是使得车千秋以下四位顾命大臣根本无法与之颉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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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霍光一同领受遗诏辅佐少主的其余四位臣僚当中，车千秋身为丞相，是朝廷地位最高的执政大臣。上官桀在太初年间随贰师将军李广利征伐大宛时，以战功擢升少府，掌治宫室，位至九卿，接受武帝遗命时则已迁官太仆[46]。桑弘羊早在元封元年，即以治粟都尉代领大司农事，统管天下盐铁均输等财政事宜。至天汉元年（前100），复正式出任大司农一职，虽然四年后因故贬为搜粟都尉，也算是一度高居于九卿之位[47]。而霍光本人官不过奉车都尉，秩比二千石，“出则奉车，入侍左右”[48]，其职位不仅不为尊崇，复恰与内侍宦者有诸多相通之处。在这几个人当中，只有金日 司职驸马都尉[49]，也属侍从官员，身份与霍光类同而地位尚略微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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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汉武帝最初的安排，这五位顾命大臣，实际上分为两组：一组负责治理外朝，当然要以丞相车千秋为主；另一组负责掌管内朝，明确安排是以霍光为首。昭帝初立时，霍光对车千秋说：“始与君侯俱受先帝遗诏，今光治内，君侯治外，宜有以教督，使光毋负天下。”[50]这段话就清楚地反映出上述内、外两朝的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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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汉书·金日 传》记载汉武帝病重，“属霍光以辅少主，光让日 。日 曰：‘臣外国人，且使匈奴轻汉。’于是遂为光副。”[51]此则反映出金日 的使命只是协助霍光来司理内朝，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是在履行其作为侍从之臣的职责。霍光所谓“治内”，具体来说，是通过“领尚书事”的身份来颁布朝命，而在这一方面，《汉书》明确记载，是以“车骑将军金日 、左将军上官桀副焉”[52]，也就是说，上官桀也被安排在“治内”这一组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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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两组臣僚之间，按照法定的地位，应当以车千秋为最高长官，但少主昭帝登基时只是一位八岁幼童，“领尚书事”的霍光，自然成为皇帝的代言人。武帝临终前曾“使黄门画者画周公负成王朝诸侯”像赐予霍光，嘱托云：“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53]可见这种局面正是出自汉武帝刘彻本人的旨意[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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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确保霍光能拥有足够的权威和相应的地位来主导朝政，武帝特“以光为大司马大将军”，即赋予霍氏最高统兵之权[55]，其作为“大司马”亦即太尉的行政地位仅次于丞相。由于“大司马大将军”这一职位与丞相互相牵制，适得其宜，“自后外戚辅政者往往为是官”[56]，乃至“终汉之世，皆沿是俗”[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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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信用外戚出身的霍光，其根本目的是为保障刘家的皇位不被朝臣侵逼攘夺，但外戚势力过盛，同样会有取而代之的危险，汉初诸吕就是眼前的镜鉴，故武帝在内心中确定要立少子弗陵为太子的时候，“以其年稺母少，恐女主颛恣乱国家，犹与久之”[58]，最后痛下决心借故处死昭帝母钩弋夫人，并明确告诉她是以生子将贵而“女（汝）不得活”[59]。明此可知武帝安排上述两组人一同辅佐昭帝，理应存有相互钳制的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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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称车千秋其人在出任宰辅之前，“无他材能术学，又无伐阅功劳”，只因上书为卫太子讼冤，敢于讲述“父子之间人所难言”之事，博得汉武帝信任，“旬月取宰相封侯”[60]。汉武帝刘彻完全有理由相信，车千秋为效忠于刘氏社稷，维护其千秋万代的根本利益，连皇帝老子都敢犯颜直谏，更不会容忍他人盗劫皇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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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车千秋在入朝为相之前，并不是略无“伐阅功劳”，《汉书》所记有失偏颇和疏略。据《史记》记载，巫蛊变起，有佐助丞相举劾不法的司直田仁，因奉命“主闭守城门”却“坐纵太子”亡走于湖，论法当诛，田仁惧祸而发兵顽抗，车千秋时为长陵县令，及时上书告变，令田仁举族覆灭[61]，显示出他在关键时刻，敢于担当，能够果决任事，亦且为朝廷立下卓著功勋[62]。后来车千秋受封富民侯，虽然是因循丞相率皆为侯的惯例[63]，但即使无此相位，仅凭扑灭田仁之功，也完全够封侯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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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一下当时在丞相位上的刘屈牦，先是在戾太子发兵攻入丞相府时，不唯挺身而逃，尚且“亡其印绶”；后来当田仁“坐令太子得出”之际，又优柔寡断，未能果决将其处死，以致被汉武帝训斥云“丞相无周公之风”[64]，两人执政治事的能力，岂非高下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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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南朝陈人徐陵，虽以“博涉史籍”著称于时，述及选授官职的准则，竟以“汉有高庙令田千秋亦为丞相”之事与“秦有车府令赵高直至丞相”相提并论，作为行事不辨粉墨的典型例证[65]；宋人朱翌甚至还很轻蔑地贬称车千秋为“一妄男子”[66]，此等文士肤廓之谈，自是疏于稽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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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车千秋还“敦厚有智”，擅长处理棘手问题[67]，或许在汉武帝看来，这一点足以保证他在丞相位置上妥善协调与霍光等人的关系，维持朝政运转，并在关键时刻做出合理的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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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同膺受顾命的上官桀和桑弘羊，都是干练有为的朝臣，勇于任事。上官桀当年随同李广利西征，即敢于孤军深入[68]；桑弘羊主持所谓酒榷盐铁均输，倡行“平准”以及“入粟补官”等法，为国兴利，“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更是武帝赖以治国的股肱之臣[69]。运作得当，他们都会对霍光有所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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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托孤时授予上官桀“左将军”头衔，即应寓有适当分散霍光兵权的用意（武帝同时委任金日 为车骑将军，似乎也含有这种意味） [70]；而桑弘羊出任的御史大夫一职，不仅负责监察百官，而且身居“九卿之右”，“掌副丞相”以“统理天下”[71]，故刘向等评议本朝大政，系以“二府”或“两府”并称[72]。观《盐铁论》所记雄辩之词，可知桑弘羊的凌厉作风，正好可以与车千秋之老成持重相互补充，对霍光的专权加以制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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