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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令王起拜受诏,王曰:“闻天子有争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天下。”光曰:“皇太后诏废,安得天子!”乃即持其手,解脱其玺组,奉上太后,扶王下殿,出金马门,群臣随送。王西面拜,曰:“愚憨不任汉事。”[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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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天子有争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天下”云云,语出《孝经》,清人朱一新剖析说:“观昌邑临废两言,犹非昏悖,特童 不解事耳。班氏载此,具有深意。”[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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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白痴也有白痴的坏处,就是往往不会审视利害,按照常理出牌,特别是昌邑王刘贺这种“清狂”型的白痴,毕竟还有“狂”的一面,若是完全失控发作起来,说不定会比正常人还难控制。刘贺从进京的路上开始,直到进入未央宫领受皇帝玺绶之后,做出了一系列奇奇怪怪的举动,但都只是生活琐事,完全符合他清狂童 的神志状态和“动作亡节”(案即“动作无节”)的行为特征[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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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理说,这些都是霍光意料之中的事情,也应该是他暗中得意的事情。可是,在刘贺登上皇帝御座仅仅二十七天之后,霍光却举述一系列失于检点的生活琐事,冠以“行昏乱、危社稷”的罪状,动用上官皇太后的名义,将其废归故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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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昏乱”之外,描述刘贺行为的词语,还有“淫辟”“狂悖”“狂乱无道”“狂乱失道”“淫乱”诸项词语[31],但在由上官太后主持的废黜刘贺帝位的仪式上,由丞相杨敞出面领衔奏上的罪状里,我们看到的实质性内容,却仍然都是一些失于检点的生活琐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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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罪状很长,先是由一位尚书令在廷上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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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敞等顿首死罪,天子所以永保宗庙总一海内者,以慈孝礼谊赏罚为本。孝昭皇帝早弃天下,亡嗣,臣敞等议,礼曰“为人后者为之子也”,昌邑王宜嗣后,遣宗正、大鸿胪、光禄大夫奉节使征昌邑王典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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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斩缞,亡悲哀之心,废礼谊,居道上不素食,使从官略女子载衣车,内所居传舍。始至谒见,立为皇太子,常私买鸡豚以食。受皇帝信玺、行玺大行前,就次发玺不封。从官更持节,引内昌邑从官驺宰官奴二百余人,常与居禁闼内敖戏。自之符玺取节十六,朝暮临,令从官更持节从。为书曰“皇帝问侍中君卿:使中御府令高昌奉黄金千斤,赐君卿取十妻。”大行在前殿,发乐府乐器,引内昌邑乐人,击鼓歌吹作俳倡。会下还,上前殿,击钟磬,召内泰一宗庙乐人辇道牟首,鼓吹歌舞,悉奏众乐。发长安厨三太牢具祠阁室中,祀已,与从官饮啗。驾法驾,皮轩鸾旗,驱驰北宫、桂宫,弄彘斗虎。召皇太后御小马车,使官奴骑乘,游戏掖庭中。与孝昭皇帝宫人蒙等淫乱,诏掖庭令敢泄言要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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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到这里,上官太后喝令道:“止!为人臣子当悖乱如是邪!”刘贺不禁吓得离席而伏,而那位尚书令仍继续宣读刘贺罪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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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诸侯王、列侯、二千石绶及墨绶、黄绶以并佩昌邑郎官者免奴。变易节上黄旄以赤。发御府金钱刀剑玉器采缯,赏赐所与游戏者。与从官官奴夜饮,湛沔于酒。诏太官上乘舆食如故。食监奏未释服未可御故食,复诏太官趣具,无关食监。太官不敢具,即使从官出买鸡豚,诏殿门内,以为常。独夜设九宾温室,延见姊夫昌邑关内侯。祖宗庙祠未举,为玺书使使者持节,以三太牢祠昌邑哀王园庙。称嗣子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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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玺以来二十七日,使者旁午,持节诏诸官署征发,凡千一百二十七事。文学光禄大夫夏侯胜等及侍中傅嘉数进谏以过失,使人簿责胜,缚嘉系狱。荒淫迷惑,失帝王礼谊,乱汉制度。臣敞等数进谏,不变更,日以益甚,恐危社稷,天下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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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敞等谨与博士臣霸、臣隽舍、臣德、臣虞舍、臣射、臣仓议,皆曰:“高皇帝建功业为汉太祖,孝文皇帝慈仁节俭为太宗,今陛下嗣孝昭皇帝后,行淫辟不轨。诗云:‘籍曰未知,亦既抱子。’五辟之属,莫大不孝。周襄王不能事母,《春秋》曰‘天王出居于郑’,繇不孝出之,绝之于天下也。宗庙重于君,陛下未见命高庙,不可以承天序,奉祖宗庙,子万姓,当废。”臣请有司御史大夫臣谊、宗正臣德、太常臣昌与太祝以一太牢具,告祠高庙。臣敞等昧死以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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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太后闻言,诏曰“可”[32],也就是批准执行废黜刘贺帝位的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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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率性做事,很不守规矩之外,这里列举的罪过,实在算不上大邪大恶。需要说明的是,奏章中所说夏侯胜等因进谏而招致“簿责”事,《汉书·五行志》另有记述,乃书作因刘贺“狂乱无道,缚戮谏者夏侯胜等,于是大臣白皇太后,废贺为庶人”[33]。但实际上刘贺绝无杀戮夏侯胜事,夏侯胜不仅以九十高龄寿终正寝,而且即使下狱,也是在后来因响应汉宣帝下诏评议汉武帝功过的“阳谋”而忤逆上旨,被宣帝判以“非议诏书,毁先帝”等罪名,从而招致系狱三年多时间[34]。若是仅仅以此而论,其行为“狂乱无道”而应废止帝位者,倒应该是汉宣帝刘病已,而恰恰不应该是刘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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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需要略加说明的是,考古发掘者已经披露,在海昏侯墓出土的简牍当中,包含一些房中术文献。仅从相关展览图册上载录的一支房中术简来看,其内容与马王堆竹书《合阴阳》之“十修”特别是《天下至道谈》的“八道”相似,而较“八道”又有所变化,即延伸其“八道”为“十道”,用简单的话来概括,是讲在男女交媾过程中男性生殖器插入的角度、深浅和抽动频率之类性技巧[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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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切莫以为这是多么荒唐,或有多么下作,房中术在当时是堂而皇之的养生手段,当时人讲究这样的法术,是为了乐而有节,和平寿考[36],而不是什么荒淫放荡。因而,不宜依此来对海昏侯刘贺做道德审判,坐实其“淫乱”的罪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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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昌邑王的行为,确实已经危及社稷,理应举朝上下,尽人皆知,当霍光宣布废黜其帝位的决定时,人们自宜平静接受。然而,当时的实际情况,却是“群臣皆惊愕失色”[37],显示出并没有相应的征兆,其间必有隐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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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四川成都市新都区文管所藏东汉“社日野合”画像砖[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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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人方濬颐曾就此质疑说:“昌邑受玺才二十七日,而连名奏书所陈罪状累累,信乎否乎?”[39]明万历时人孙慎行则明确指斥说:“夫以后廷细过与食鸡豚、索大官之故而辄废之,即天下后世之为可立者少矣。……即废立事,固不足质幽明而令人主不愤闷者也。”[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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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人汪用世更从宫廷权力斗争的通行手法着眼,揭示其内中实情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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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放君之诏,出于权相之手,大约与会讨之檄文、参劾之弹章相似,非多其罪状而暴扬其恶,则不足以声钟鼓之灵、抒白简之气,故往往张小以为大,描虚以为实,而真是非隐矣。嗟乎,因一时不白之冤,滋千古吠影之口者,宁第一昌邑王已哉![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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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人方苞对霍光“负天下之重”的功德业绩本来赏誉有加,却也觉得仅仅因为这些“后廷细过”就将昌邑王废黜,实在有些不成体统,竟然胡乱指责说,班固撰述《汉书·霍光传》时载录“昌邑失道之奏不详,不足以白光之志事”[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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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上面这篇废位奏疏中举述的刘贺所有罪状,是一字不落地被抄录在了《汉书·霍光传》中,方氏此一自解之词,完全不着边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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