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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昏侯刘贺 [:1705932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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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昏侯刘贺 三 政变大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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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霍光这一方面，《汉书》记载其谋划废立皇帝事经过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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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忧懑，独以问所亲故吏大司农田延年。延年曰：“将军为国柱石，审此人不可，何不建白太后，更选贤而立之？”光曰：“今欲如是，于古尝有此否？”延年曰：“伊尹相殷，废太甲以安宗庙，后世称其忠。将军若能行此，亦汉之伊尹也。”光乃引延年给事中，阴与车骑将军张安世图计。[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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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延年这位霍光的“故吏”，本“以材略给事大将军莫府”起家，亦因得霍光看重，始累官至大司农一职[58]，两人的关系非同寻常，所以霍光才会首先与他商议这种见不得人的勾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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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另有王谭者，其父王尝继车千秋为丞相，封宜春侯，当时乃父已故，王谭袭爵为侯，亦“以列侯与谋废昌邑王立宣帝”，并因此而“益封三百户”[59]，后来霍光率领群臣向皇太后上奏废黜昌邑王帝位时，王谭名在列侯之首，他很可能因这一特殊地位而较早介入了霍光、田延年和张安世的密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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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大的举动，不能不预先知会丞相。当时的丞相杨敞，虽然出身霍光故吏，但处事谨小慎微。当年上官桀与燕王旦等谋反，杨敞最早知悉动静，却因“素谨畏事，不敢言，乃移病卧，以告谏议大夫杜延年”，宁可让杜延年去领功受赏。昔孔夫子尝有语云以臣召君尚且不可以为训，像臣子废黜皇帝这样的事情，自秦始皇建立帝制以来尚未见到先例，更是他根本无法想象的事情。因此，在得悉霍光的图谋之后，杨敞不禁极为惊恐，以至“不知所言，汗出洽背，徒唯唯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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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好敞夫人颇有大丈夫气概，处变不惊，镇定异常，深知这是容不得稍加犹豫的事情，于是趁田延年起身更衣的机会，向杨敞告诫利害说：“此国大事，今大将军议已定，使九卿来报君侯。君侯不疾应，与大将军同心，犹与无决，先事诛矣。”杨敞这才醒悟过来，赶紧向田延年表示“请奉大将军教令”[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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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平元年六月癸巳，这一天是六月二十八，也就是说，在刘贺登基之后的第二十八天，在上述一系列密室阴谋擘划停当之后，这场政变大戏，也就粉墨登场了[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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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光）遂召丞相、御史、将军、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会议未央宫。光曰：“昌邑王行昏乱，恐危社稷，如何？”群臣皆惊鄂失色，莫敢发言，但唯唯而已。田延年前，离席按剑，曰：“先帝属将军以幼孤，寄将军以天下，以将军忠贤能安刘氏也。今群下鼎沸，社稷将倾，且汉之传谥常为孝者，以长有天下，令宗庙血食也。如令汉家绝祀，将军虽死，何面目见先帝于地下乎？今日之议，不得旋踵。群臣后应者，臣请剑斩之。”光谢曰：“九卿责光是也。天下匈匈不安，光当受难。”于是议者皆叩头，曰：“万姓之命在于将军，唯大将军令。”光即与群臣俱见白太后，具陈昌邑王不可以承宗庙状。[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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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情此景，今日读来，依然寒气逼人；而且就连霍光本人，在数年之后，忆及当时“震动朝廷”的情景，尚且“举手自抚心曰：‘使我至今病悸。’”[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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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过程中，田延年从起初参与机密，拟定发动政变，到关键时刻，离席按剑，威逼群臣认可其事，都起到了最为重要的作用，当时人称“当废昌邑王时，非田子宾（案田延年，字子宾）之言大事不成”，故待宣帝即位之后，“以决疑定策封阳成侯”[64]。然而由此又可以进一步确证，霍光废黜刘贺帝位，是一场地地道道的宫廷政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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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政变，尽管相当成功，而且也非常顺利，但按照一般的情理来说，动手废除在位的皇帝，这终究不是人臣应该做的事情。以霍光处置事务之缜密，当然不能对此毫不顾忌。仔细分析前后相关纪事可以看到，除了动用上官皇后的身份做招牌之外，在行政程序上，他还有意给刘贺的皇帝身份留下了一个很明显的瑕疵，这就是废除刘贺帝位奏章中所说“陛下未见命高庙”[65]——也就是刘贺还没有“告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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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 海昏侯墓出土铜质磬虡底座[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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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告庙”行为，是汉代皇帝同时也是后来历代皇帝在即位的时候，都必然要履行的一道程序。对于汉朝的君主来说，只有经历了到“太祖”庙里去向高皇帝刘邦之灵禀报自己登基即位之事这一道手续，才算完成出任皇帝一职所需要的全部仪式，成为人神共认的汉家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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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汉朝新皇帝的“告庙”仪式，都是在登基典礼之后很短的时间内进行。如汉文帝在高后八年闰九月己酉（二十九）即位，文帝元年十月辛亥（初二），“皇帝见于告庙”，中间只间隔十月庚戌朔日（初一）这一天[67]。又如《汉书》对昭帝、宣帝、元帝、成帝、哀帝、平帝各位皇帝整个登基即位程序的记载，都是“即皇帝位，谒高庙”[68]，前后紧密衔接，宛如一气呵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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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汉废帝刘贺，却一直到登基第二十八天之后，霍光把他废除的时候，还没有去谒见太祖高皇帝。其间的缘由，十分耐人寻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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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文所述，霍光安排刘贺入京做皇帝，对程序的安排，本来十分审慎。先是让他仅以主持昭帝丧礼的身份来到长安城。看了看，应该没有发现十分显著的问题，于是，先将其立为太子，作为过渡。再加以观察，仍然没有看出过于严重的“妨碍”，这才让他正式登基称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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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宋元珍本丛刊》影印宋庆元本《汉书·霍光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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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当时就让刘贺按照常规，随即完成“告庙”的仪式，那么，在制度上，他就成为地地道道的皇帝，再想下手将其废黜，就会遭遇更多更大的困难。所以，刘贺迟迟没有“告庙”，只能出自霍光刻意的安排，亦即霍光仍留下一手，再观察一段时间，以防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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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到了关键的时刻，这一手果然发挥了重要作用，至少可以给世人一个很好的解释：由于“宗庙重于君”，通过“告庙”而得到高皇帝刘邦的认可，才能成为真正的汉家天子，如前文引述的刘贺废位奏章所见，这位新皇帝既然“未见命高庙”，也就“不可以承天序，奉祖宗庙，子万姓”，结论是天经地义的：“当废。”[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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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其处心积虑专擅权力的整个过程，可知武帝甫一离世，霍光即已弃置所谓“人臣之礼”于不顾，一心操弄权柄，而且心狠手辣，肆无忌惮。其施政之初虽然较武帝时期略显宽缓，而原其本心，亦不过“欲以说（悦）下”亦即邀买人心而已[70]，这与他为杜绝“擅政专权”之非议而笼络任用宗室刘辟强、刘长乐等人[71]，是一样的道理。杨树达早已清楚指出，这一虚假的宽缓局面，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如《汉书·黄霸传》所记，及上官、盖主之难后，光“遵武帝法度，以刑罚痛绳群下，由是俗吏上严酷以为能”[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