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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昏侯刘贺 三 政变大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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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霍光这一方面,《汉书》记载其谋划废立皇帝事经过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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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忧懑,独以问所亲故吏大司农田延年。延年曰:“将军为国柱石,审此人不可,何不建白太后,更选贤而立之?”光曰:“今欲如是,于古尝有此否?”延年曰:“伊尹相殷,废太甲以安宗庙,后世称其忠。将军若能行此,亦汉之伊尹也。”光乃引延年给事中,阴与车骑将军张安世图计。[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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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延年这位霍光的“故吏”,本“以材略给事大将军莫府”起家,亦因得霍光看重,始累官至大司农一职[58],两人的关系非同寻常,所以霍光才会首先与他商议这种见不得人的勾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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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另有王谭者,其父王尝继车千秋为丞相,封宜春侯,当时乃父已故,王谭袭爵为侯,亦“以列侯与谋废昌邑王立宣帝”,并因此而“益封三百户”[59],后来霍光率领群臣向皇太后上奏废黜昌邑王帝位时,王谭名在列侯之首,他很可能因这一特殊地位而较早介入了霍光、田延年和张安世的密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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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大的举动,不能不预先知会丞相。当时的丞相杨敞,虽然出身霍光故吏,但处事谨小慎微。当年上官桀与燕王旦等谋反,杨敞最早知悉动静,却因“素谨畏事,不敢言,乃移病卧,以告谏议大夫杜延年”,宁可让杜延年去领功受赏。昔孔夫子尝有语云以臣召君尚且不可以为训,像臣子废黜皇帝这样的事情,自秦始皇建立帝制以来尚未见到先例,更是他根本无法想象的事情。因此,在得悉霍光的图谋之后,杨敞不禁极为惊恐,以至“不知所言,汗出洽背,徒唯唯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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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好敞夫人颇有大丈夫气概,处变不惊,镇定异常,深知这是容不得稍加犹豫的事情,于是趁田延年起身更衣的机会,向杨敞告诫利害说:“此国大事,今大将军议已定,使九卿来报君侯。君侯不疾应,与大将军同心,犹与无决,先事诛矣。”杨敞这才醒悟过来,赶紧向田延年表示“请奉大将军教令”[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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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平元年六月癸巳,这一天是六月二十八,也就是说,在刘贺登基之后的第二十八天,在上述一系列密室阴谋擘划停当之后,这场政变大戏,也就粉墨登场了[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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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光)遂召丞相、御史、将军、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会议未央宫。光曰:“昌邑王行昏乱,恐危社稷,如何?”群臣皆惊鄂失色,莫敢发言,但唯唯而已。田延年前,离席按剑,曰:“先帝属将军以幼孤,寄将军以天下,以将军忠贤能安刘氏也。今群下鼎沸,社稷将倾,且汉之传谥常为孝者,以长有天下,令宗庙血食也。如令汉家绝祀,将军虽死,何面目见先帝于地下乎?今日之议,不得旋踵。群臣后应者,臣请剑斩之。”光谢曰:“九卿责光是也。天下匈匈不安,光当受难。”于是议者皆叩头,曰:“万姓之命在于将军,唯大将军令。”光即与群臣俱见白太后,具陈昌邑王不可以承宗庙状。[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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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情此景,今日读来,依然寒气逼人;而且就连霍光本人,在数年之后,忆及当时“震动朝廷”的情景,尚且“举手自抚心曰:‘使我至今病悸。’”[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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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过程中,田延年从起初参与机密,拟定发动政变,到关键时刻,离席按剑,威逼群臣认可其事,都起到了最为重要的作用,当时人称“当废昌邑王时,非田子宾(案田延年,字子宾)之言大事不成”,故待宣帝即位之后,“以决疑定策封阳成侯”[64]。然而由此又可以进一步确证,霍光废黜刘贺帝位,是一场地地道道的宫廷政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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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政变,尽管相当成功,而且也非常顺利,但按照一般的情理来说,动手废除在位的皇帝,这终究不是人臣应该做的事情。以霍光处置事务之缜密,当然不能对此毫不顾忌。仔细分析前后相关纪事可以看到,除了动用上官皇后的身份做招牌之外,在行政程序上,他还有意给刘贺的皇帝身份留下了一个很明显的瑕疵,这就是废除刘贺帝位奏章中所说“陛下未见命高庙”[65]——也就是刘贺还没有“告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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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 海昏侯墓出土铜质磬虡底座[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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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告庙”行为,是汉代皇帝同时也是后来历代皇帝在即位的时候,都必然要履行的一道程序。对于汉朝的君主来说,只有经历了到“太祖”庙里去向高皇帝刘邦之灵禀报自己登基即位之事这一道手续,才算完成出任皇帝一职所需要的全部仪式,成为人神共认的汉家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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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汉朝新皇帝的“告庙”仪式,都是在登基典礼之后很短的时间内进行。如汉文帝在高后八年闰九月己酉(二十九)即位,文帝元年十月辛亥(初二),“皇帝见于告庙”,中间只间隔十月庚戌朔日(初一)这一天[67]。又如《汉书》对昭帝、宣帝、元帝、成帝、哀帝、平帝各位皇帝整个登基即位程序的记载,都是“即皇帝位,谒高庙”[68],前后紧密衔接,宛如一气呵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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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汉废帝刘贺,却一直到登基第二十八天之后,霍光把他废除的时候,还没有去谒见太祖高皇帝。其间的缘由,十分耐人寻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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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文所述,霍光安排刘贺入京做皇帝,对程序的安排,本来十分审慎。先是让他仅以主持昭帝丧礼的身份来到长安城。看了看,应该没有发现十分显著的问题,于是,先将其立为太子,作为过渡。再加以观察,仍然没有看出过于严重的“妨碍”,这才让他正式登基称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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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宋元珍本丛刊》影印宋庆元本《汉书·霍光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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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当时就让刘贺按照常规,随即完成“告庙”的仪式,那么,在制度上,他就成为地地道道的皇帝,再想下手将其废黜,就会遭遇更多更大的困难。所以,刘贺迟迟没有“告庙”,只能出自霍光刻意的安排,亦即霍光仍留下一手,再观察一段时间,以防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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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到了关键的时刻,这一手果然发挥了重要作用,至少可以给世人一个很好的解释:由于“宗庙重于君”,通过“告庙”而得到高皇帝刘邦的认可,才能成为真正的汉家天子,如前文引述的刘贺废位奏章所见,这位新皇帝既然“未见命高庙”,也就“不可以承天序,奉祖宗庙,子万姓”,结论是天经地义的:“当废。”[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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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其处心积虑专擅权力的整个过程,可知武帝甫一离世,霍光即已弃置所谓“人臣之礼”于不顾,一心操弄权柄,而且心狠手辣,肆无忌惮。其施政之初虽然较武帝时期略显宽缓,而原其本心,亦不过“欲以说(悦)下”亦即邀买人心而已[70],这与他为杜绝“擅政专权”之非议而笼络任用宗室刘辟强、刘长乐等人[71],是一样的道理。杨树达早已清楚指出,这一虚假的宽缓局面,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如《汉书·黄霸传》所记,及上官、盖主之难后,光“遵武帝法度,以刑罚痛绳群下,由是俗吏上严酷以为能”[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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