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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切莫以为这是多么荒唐,或有多么下作,房中术在当时是堂而皇之的养生手段,当时人讲究这样的法术,是为了乐而有节,和平寿考[36],而不是什么荒淫放荡。因而,不宜依此来对海昏侯刘贺做道德审判,坐实其“淫乱”的罪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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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昌邑王的行为,确实已经危及社稷,理应举朝上下,尽人皆知,当霍光宣布废黜其帝位的决定时,人们自宜平静接受。然而,当时的实际情况,却是“群臣皆惊愕失色”[37],显示出并没有相应的征兆,其间必有隐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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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四川成都市新都区文管所藏东汉“社日野合”画像砖[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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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人方濬颐曾就此质疑说:“昌邑受玺才二十七日,而连名奏书所陈罪状累累,信乎否乎?”[39]明万历时人孙慎行则明确指斥说:“夫以后廷细过与食鸡豚、索大官之故而辄废之,即天下后世之为可立者少矣。……即废立事,固不足质幽明而令人主不愤闷者也。”[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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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人汪用世更从宫廷权力斗争的通行手法着眼,揭示其内中实情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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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放君之诏,出于权相之手,大约与会讨之檄文、参劾之弹章相似,非多其罪状而暴扬其恶,则不足以声钟鼓之灵、抒白简之气,故往往张小以为大,描虚以为实,而真是非隐矣。嗟乎,因一时不白之冤,滋千古吠影之口者,宁第一昌邑王已哉![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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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人方苞对霍光“负天下之重”的功德业绩本来赏誉有加,却也觉得仅仅因为这些“后廷细过”就将昌邑王废黜,实在有些不成体统,竟然胡乱指责说,班固撰述《汉书·霍光传》时载录“昌邑失道之奏不详,不足以白光之志事”[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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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上面这篇废位奏疏中举述的刘贺所有罪状,是一字不落地被抄录在了《汉书·霍光传》中,方氏此一自解之词,完全不着边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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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一事件的真相,并不难揭示,从昌邑王刘贺和霍光这两方面都能够找到清楚的线索。在独揽朝政多年之后,霍光遣人迎立昌邑王的意图,当时冷眼旁观者都一清二楚。在昌邑王入京时,其王府中尉王吉即特地上书,剀切陈情,着重谈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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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闻高宗谅暗,三年不言。今大王以丧事征,宜日夜哭泣悲哀而已,慎毋有所发。且何独丧事,凡南面之君何言哉?天不言,四时行焉,百物生焉,愿大王察之。大将军仁爱勇智,忠信之德天下莫不闻,事孝武皇帝二十余年,未尝有过。先帝弃群臣,属以天下,寄幼孤焉,大将军抱持幼君襁褓之中,布政施教,海内晏然,虽周公伊尹亡以加也。今帝崩亡嗣,大将军惟思可以奉宗庙者,攀援而立大王,其仁厚岂有量哉!臣愿大王事之敬之,政事一听之,大王垂拱南面而已。愿留意,常以为念。[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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抛开冠冕堂皇的辞藻,我们不难看出,王吉这段话是在非常明确地告诫昌邑王,他的身份只是霍光选择的傀儡,故即位后只能像昭帝一样“垂拱南面”而“慎毋有所发”,绝不能触动霍光的权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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孰知这位昌邑王刘贺并未能依言行事,竟然头脑发热,真的做起皇帝来了(这当然与他性本“清狂”具有直接关系)。如同张敞在劝谏昌邑王的上书中所说,刘贺不仅在众目睽睽之下,公然冒犯霍光的权威,“国辅大臣未褒,而昌邑小辇先迁,此过之大者也。”[44]而且如前列引文所示,在废黜皇位时,霍光数算其罪过,尚云昌邑王“受玺以来二十七日,使者旁午,持节诏诸官署征发,凡千一百二十七事”,特别是刘贺已经着手调整宫廷禁卫兵马,诏命“王相安乐迁长乐卫尉”[45],亦即掌管太后寝宫长乐宫的戍卫[46],这是控制上官太后言行举止乃至生命安危的紧要职位,霍光对此当然已经忍无可忍,废黜其位不过是时间早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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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贺身边的旧臣,当时就有人清楚地意识到局势的凶险和急迫。《汉书·昌邑王传》记载昌邑国郎中令龚遂即利用为刘贺解梦的机会,剀切陈言,建议他审时度势,知所退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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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即位,后王梦青蝇之矢积西阶东,可五六石,以屋版瓦覆,发视之,青蝇矢也。以问遂,遂曰:“陛下之《诗》不云乎?‘营营青蝇,至于藩;恺悌君子,毋信谗言。’陛下左侧谗人众多,如是青蝇恶矣。宜进先帝大臣子孙亲近以为左右。如不忍昌邑故人,信用谗谀,必有凶咎。愿诡祸为福,皆放逐之。臣当先逐矣。”贺不用其言,卒至于废。[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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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进先帝大臣子孙亲近以为左右”这些话,显然是在警示刘贺,若不赶紧做出亲近信用霍家的姿态,并自断尾闾,俯首帖耳地任由霍光操弄,必将招致祸殃。无奈昌邑王的脑子本来就不灵光,而他带到京城那些人又多属想要获取权位的“谗人”,又岂甘坐以待逐?他们不仅没有采纳龚遂这番明智的见解,而且还一意孤行,图谋清除霍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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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贺从封国带到京城有旧臣二百余人,霍光判以“亡辅导之谊,陷王于恶”的罪名,悉数诛杀。这批人临刑前号呼市中,连连大叫“当断不断,反受其乱”[48],北宋时人苏轼剖析此事秘辛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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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昌邑王与张敞语(德勇案,事见《汉书·昌邑王传》),真清狂不慧者耳,乌能为恶?既废则已矣,何至诛其从官二百余人?以吾观之,其中从官必有谋光者。光知之,故立废贺,非专以淫乱故也。二百人者方诛,号呼于市曰:“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此其有谋明矣。特其事秘,史无缘得之。著此者,亦欲后人微见其意也。武王数纣之罪,孔子犹且疑之,光等数贺之恶,可尽信哉?[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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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人何焯亦有言曰:“观其临死之言,则昌邑群臣,亦谋为变,光微觉之,不独以其行淫乱而忧懑改图。”[50]后来恽敬更清楚地讲述说:“是昌邑群臣谋光,光因废王杀群臣耳。”唯亦因这番举措,使得“光之罪,则微而显焉”[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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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当断不断,反受其乱”这两句痛惜不已的哀叹,清楚地反映出昌邑王登基之后,面对霍光统揽朝政的局面,这些人已经谋划采取行动,清除霍光[52]。西汉末年人陈崇述及霍光主持征召昌邑王入京为帝一事时,曾经评议说,此举实属霍氏“计策不审”,始致此“过征之累”[53]。其事头脑正常的人,实在很难准确预测像刘贺这样的二杆子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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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刘贺及其手下暗地里开始筹措夺回被霍光掌管的汉家江山,无奈霍光已经严密控制朝廷多年,宫禁内外,多有耳目,对此必定有所风闻。《汉书·五行志》有纪事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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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邑王)贺即位,天阴,昼夜不见日月。贺欲出,光禄大夫夏侯胜当车谏曰:“天久阴而不雨,臣下有谋上者,陛下欲何之?”贺怒,缚胜以属吏,吏白大将军霍光。光时与车骑将军张安世谋欲废贺。光让安世,以为泄语,安世实不泄,召问胜。胜上《洪范·五行传》曰:“皇之不极,厥罚常阴,时则有下人伐上。不敢察察言,故云臣下有谋。”光、安世读之,大惊,以此益重经术士。后数日,卒共废贺。[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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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事一方面反映出霍光能够及时知晓昌邑王刘贺身边所发生的事情,同时也说明外间对霍光废黜昌邑王的企图已经有所察觉[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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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越来越严峻,迫使霍光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抢先下手,废除昌邑王刚刚登上的帝位[56]。前面引述的《汉书·天文志》阐释刘贺登基之前出现的异常天象,说这些星云象征着“大臣欲行权以安社稷”,事实上已经清楚表明,正是权臣霍光定下决心,来除掉刘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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