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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切莫以为这是多么荒唐，或有多么下作，房中术在当时是堂而皇之的养生手段，当时人讲究这样的法术，是为了乐而有节，和平寿考[36]，而不是什么荒淫放荡。因而，不宜依此来对海昏侯刘贺做道德审判，坐实其“淫乱”的罪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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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昌邑王的行为，确实已经危及社稷，理应举朝上下，尽人皆知，当霍光宣布废黜其帝位的决定时，人们自宜平静接受。然而，当时的实际情况，却是“群臣皆惊愕失色”[37]，显示出并没有相应的征兆，其间必有隐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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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四川成都市新都区文管所藏东汉“社日野合”画像砖[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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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人方濬颐曾就此质疑说：“昌邑受玺才二十七日，而连名奏书所陈罪状累累，信乎否乎？”[39]明万历时人孙慎行则明确指斥说：“夫以后廷细过与食鸡豚、索大官之故而辄废之，即天下后世之为可立者少矣。……即废立事，固不足质幽明而令人主不愤闷者也。”[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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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人汪用世更从宫廷权力斗争的通行手法着眼，揭示其内中实情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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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放君之诏，出于权相之手，大约与会讨之檄文、参劾之弹章相似，非多其罪状而暴扬其恶，则不足以声钟鼓之灵、抒白简之气，故往往张小以为大，描虚以为实，而真是非隐矣。嗟乎，因一时不白之冤，滋千古吠影之口者，宁第一昌邑王已哉！[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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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人方苞对霍光“负天下之重”的功德业绩本来赏誉有加，却也觉得仅仅因为这些“后廷细过”就将昌邑王废黜，实在有些不成体统，竟然胡乱指责说，班固撰述《汉书·霍光传》时载录“昌邑失道之奏不详，不足以白光之志事”[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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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上面这篇废位奏疏中举述的刘贺所有罪状，是一字不落地被抄录在了《汉书·霍光传》中，方氏此一自解之词，完全不着边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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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一事件的真相，并不难揭示，从昌邑王刘贺和霍光这两方面都能够找到清楚的线索。在独揽朝政多年之后，霍光遣人迎立昌邑王的意图，当时冷眼旁观者都一清二楚。在昌邑王入京时，其王府中尉王吉即特地上书，剀切陈情，着重谈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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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闻高宗谅暗，三年不言。今大王以丧事征，宜日夜哭泣悲哀而已，慎毋有所发。且何独丧事，凡南面之君何言哉？天不言，四时行焉，百物生焉，愿大王察之。大将军仁爱勇智，忠信之德天下莫不闻，事孝武皇帝二十余年，未尝有过。先帝弃群臣，属以天下，寄幼孤焉，大将军抱持幼君襁褓之中，布政施教，海内晏然，虽周公伊尹亡以加也。今帝崩亡嗣，大将军惟思可以奉宗庙者，攀援而立大王，其仁厚岂有量哉！臣愿大王事之敬之，政事一听之，大王垂拱南面而已。愿留意，常以为念。[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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抛开冠冕堂皇的辞藻，我们不难看出，王吉这段话是在非常明确地告诫昌邑王，他的身份只是霍光选择的傀儡，故即位后只能像昭帝一样“垂拱南面”而“慎毋有所发”，绝不能触动霍光的权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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孰知这位昌邑王刘贺并未能依言行事，竟然头脑发热，真的做起皇帝来了（这当然与他性本“清狂”具有直接关系）。如同张敞在劝谏昌邑王的上书中所说，刘贺不仅在众目睽睽之下，公然冒犯霍光的权威，“国辅大臣未褒，而昌邑小辇先迁，此过之大者也。”[44]而且如前列引文所示，在废黜皇位时，霍光数算其罪过，尚云昌邑王“受玺以来二十七日，使者旁午，持节诏诸官署征发，凡千一百二十七事”，特别是刘贺已经着手调整宫廷禁卫兵马，诏命“王相安乐迁长乐卫尉”[45]，亦即掌管太后寝宫长乐宫的戍卫[46]，这是控制上官太后言行举止乃至生命安危的紧要职位，霍光对此当然已经忍无可忍，废黜其位不过是时间早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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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贺身边的旧臣，当时就有人清楚地意识到局势的凶险和急迫。《汉书·昌邑王传》记载昌邑国郎中令龚遂即利用为刘贺解梦的机会，剀切陈言，建议他审时度势，知所退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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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即位，后王梦青蝇之矢积西阶东，可五六石，以屋版瓦覆，发视之，青蝇矢也。以问遂，遂曰：“陛下之《诗》不云乎？‘营营青蝇，至于藩；恺悌君子，毋信谗言。’陛下左侧谗人众多，如是青蝇恶矣。宜进先帝大臣子孙亲近以为左右。如不忍昌邑故人，信用谗谀，必有凶咎。愿诡祸为福，皆放逐之。臣当先逐矣。”贺不用其言，卒至于废。[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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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进先帝大臣子孙亲近以为左右”这些话，显然是在警示刘贺，若不赶紧做出亲近信用霍家的姿态，并自断尾闾，俯首帖耳地任由霍光操弄，必将招致祸殃。无奈昌邑王的脑子本来就不灵光，而他带到京城那些人又多属想要获取权位的“谗人”，又岂甘坐以待逐？他们不仅没有采纳龚遂这番明智的见解，而且还一意孤行，图谋清除霍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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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贺从封国带到京城有旧臣二百余人，霍光判以“亡辅导之谊，陷王于恶”的罪名，悉数诛杀。这批人临刑前号呼市中，连连大叫“当断不断，反受其乱”[48]，北宋时人苏轼剖析此事秘辛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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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昌邑王与张敞语（德勇案，事见《汉书·昌邑王传》），真清狂不慧者耳，乌能为恶？既废则已矣，何至诛其从官二百余人？以吾观之，其中从官必有谋光者。光知之，故立废贺，非专以淫乱故也。二百人者方诛，号呼于市曰：“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此其有谋明矣。特其事秘，史无缘得之。著此者，亦欲后人微见其意也。武王数纣之罪，孔子犹且疑之，光等数贺之恶，可尽信哉？[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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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人何焯亦有言曰：“观其临死之言，则昌邑群臣，亦谋为变，光微觉之，不独以其行淫乱而忧懑改图。”[50]后来恽敬更清楚地讲述说：“是昌邑群臣谋光，光因废王杀群臣耳。”唯亦因这番举措，使得“光之罪，则微而显焉”[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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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当断不断，反受其乱”这两句痛惜不已的哀叹，清楚地反映出昌邑王登基之后，面对霍光统揽朝政的局面，这些人已经谋划采取行动，清除霍光[52]。西汉末年人陈崇述及霍光主持征召昌邑王入京为帝一事时，曾经评议说，此举实属霍氏“计策不审”，始致此“过征之累”[53]。其事头脑正常的人，实在很难准确预测像刘贺这样的二杆子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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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刘贺及其手下暗地里开始筹措夺回被霍光掌管的汉家江山，无奈霍光已经严密控制朝廷多年，宫禁内外，多有耳目，对此必定有所风闻。《汉书·五行志》有纪事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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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邑王）贺即位，天阴，昼夜不见日月。贺欲出，光禄大夫夏侯胜当车谏曰：“天久阴而不雨，臣下有谋上者，陛下欲何之？”贺怒，缚胜以属吏，吏白大将军霍光。光时与车骑将军张安世谋欲废贺。光让安世，以为泄语，安世实不泄，召问胜。胜上《洪范·五行传》曰：“皇之不极，厥罚常阴，时则有下人伐上。不敢察察言，故云臣下有谋。”光、安世读之，大惊，以此益重经术士。后数日，卒共废贺。[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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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事一方面反映出霍光能够及时知晓昌邑王刘贺身边所发生的事情，同时也说明外间对霍光废黜昌邑王的企图已经有所察觉[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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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越来越严峻，迫使霍光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抢先下手，废除昌邑王刚刚登上的帝位[56]。前面引述的《汉书·天文志》阐释刘贺登基之前出现的异常天象，说这些星云象征着“大臣欲行权以安社稷”，事实上已经清楚表明，正是权臣霍光定下决心，来除掉刘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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