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5934943
1705934944
关于“地节”这一年号的寓意，东汉人应劭在说明西汉诸帝年号的含义时，曾经解释说，是“以先者地震，山崩水出，于是改年曰‘地节’，欲令地得其节”。应劭所说此前发生的地震，见于《汉书·宣帝纪》记载，是指上一年亦即本始四年“夏四月壬寅，郡国四十九地震，或山崩水出”，此事尚别见于《汉书》之《五行志》与《夏侯胜传》，谓“地震河南以东四十九郡，北海、琅邪坏祖宗庙、城郭，杀六千余人”。当时以宣帝名义颁布诏书曰：“盖灾异者，天地之戒也。朕承洪业，奉宗庙，托于士民之上，未能和群生。乃者地震北海、琅邪，坏祖宗庙，朕甚惧焉。丞相、御史其与列侯、中二千石博问经学之士，有以应变，辅朕之不逮，毋有所讳。”[44]审此史事，应劭的说法似乎信而有征，合乎历史实际。
1705934945
1705934946
然而，如前所述，本始四年（前70）时汉室的朝政还是由霍光一手统揽，即使是有“天地之戒”，其所警示者也应该是霍光，而轮不到宣宗皇帝。盖汉人依从《周礼》，以为三公负有调和阴阳的职责，宣帝时丞相魏相尝有言曰：“幸得备员，奉职不修，不能宣广教化，阴阳未和，灾害未息，咎在臣等。”[45]故遇有重大灾异，通常是要首先策免三公，以求燮理阴阳[46]，而西汉习惯以丞相、太尉和御史大夫为三公，霍光的“大司马”职衔正是由太尉改名而来[47]。
1705934947
1705934948
因此，霍光操纵发布这道诏书，显然是在为自己推卸责任，而宣宗亲政以后，即“尽变易大将军时法令，以公田赋与贫民，发扬大将军过失”[48]，绝不会在年号这样富有神圣意义的标志上，为霍光施政失德承担后果。
1705934949
1705934950
《汉书·五行志》在记述本始四年这次地震时，和西汉其他几次大地震一样，都没有具体讲述它所表征的意义，但对《春秋》记述的地震，却引述刘向等人说法，一一讲述了与之对应的人事。为能更加清楚地说明问题，特全文迻录如下：
1705934951
1705934952
文公九年“九月癸酉，地震”。刘向以为先是时，齐桓、晋文、鲁釐二伯贤君新没，周襄王失道，楚穆王杀父，诸侯皆不肖，权倾于下，天戒若曰：“臣下强盛者将动为害。”后宋、鲁、晋、莒、郑、陈、齐皆杀君。诸震，略皆从董仲舒说也。《京房易传》曰：“臣事虽正，专必震，其震于水则波，于木则揺，于屋则瓦落。大经在辟而易臣，兹谓阴动，厥震摇政宫。大经揺政，兹谓不阴，厥震揺山，山出涌水。嗣子无德专禄，兹谓不顺，厥震动丘陵，涌水出。”
1705934953
1705934954
襄公十六年“五月甲子，地震”。刘向以为先是鸡泽之会，诸侯盟，大夫又盟。是岁三月，诸侯为溴梁之会，而大夫独相与盟，五月地震矣。其后崔氏专齐，栾盈乱晋，良霄倾郑，阍杀吴子，燕逐其君，楚灭陈、蔡。
1705934955
1705934956
昭公十九年“五月己卯，地震”。刘向以为是时季氏将有逐君之变。其后宋三臣、曹会皆以地叛，蔡、莒逐其君，吴败中国杀二君。
1705934957
1705934958
二十三年“八月乙未，地震”。刘向以为是时周景王崩，刘、单立王子猛，尹氏立子朝。其后季氏逐昭公，黑肱叛邾，吴杀其君僚，宋五大夫、晋二大夫皆以地叛。
1705934959
1705934960
哀公三年“四月甲午，地震”。刘向以为是时诸侯皆信邪臣，莫能用仲尼，盗杀蔡侯，齐陈乞弑君。[49]
1705934961
1705934962
这些地震所对应的人事，都是所谓“邪臣”专擅朝政，意象十分明确。
1705934963
1705934964
就在这次改元两年之后的地节四年，张敞奏上封事，指出当霍光权位隆盛之时，“感动天地，侵迫阴阳，月朓日蚀，昼冥宵光，地大震裂，火生地中，天文失度，妖祥变怪，不可胜记，皆阴类盛长，臣下颛制之所生也”[50]。后来在元帝时连年出现地震等灾害，有儒者翼奉上奏封事，指陈所谓“天地之戒”意向所在，首谓“今左右亡同姓，独以舅后之家为亲，异姓之臣又疏。二后之党满朝，非特处位，势尤奢僭过度，吕、霍、上官足以卜之，甚非爱人之道，又非后嗣之长策也。阴气之盛，不亦宜乎！”[51]实际上，他们两人这些话，都已经明确指出，出现此等地震，就是上天在警示霍光以及吕后、上官桀之类的外戚秉政。
1705934965
1705934966
另有匡衡同时向元帝上疏，同样指出引发地震的根本原因，乃包括“纲纪失序，疏者逾内，亲戚之恩薄，婚姻之党隆，苟合侥幸，以身设利”[52]。至哀帝时李寻奏对灾异，亦谓“地道柔静，阴之常义也。地有上、中、下，其上位震，应妃后不顺，中位应大臣作乱，下位应庶民离畔”[53]。后来东汉人何休撰著《春秋公羊经传解诂》，在训释上述文公九年九月之首例地震时，亦云“地动者，象阴为阳行。是时鲁文公制于公子遂，齐、晋失道，四方叛，得星孛之萌”[54]。
1705934967
1705934968
总之，按照当时人普遍遵信的观念，地震昭戒的对象，首先是恣意干政的后宫外戚或骄横擅权的执事大臣，而霍家适兼而有之，特别具有直接关系的是，在本始四年四月这次地震发生的前一个月，在害死许后之后，经霍光操纵，刚刚“立皇后霍氏”[55]。
1705934969
1705934970
通观上述记事，自宜理解宣帝选择“地节”一名作为年号，显然是要因应上天所示征兆，警告所谓“臣下强盛”者要有所收敛节制。稍后，翌年九月壬申又有地震，宣帝下诏省察政事，虽然也有令臣民“箴朕过失”“匡朕之不逮”之类的门面话，但具体举动，却是“罢车骑将军、右将军屯兵”[56]，等于借机夺走了这两大将军下属的军兵。
1705934971
1705934972
谈到宣帝从霍家人手中夺回兵权，其最早的举动，是在表面尊崇霍氏子弟特别是仍令霍山“以车骑都尉领尚书事”的同时，没有再给予霍家人“大司马大将军”这项至高无上的权位。
1705934973
1705934974
居延汉简中有一枚地节二年六月的简牍，内容是关于丞相史校阅边塞武备的事情[57]。陶元甘分析指出：“汉初有太尉，主军事，后省太尉，并其职于丞相，及设大司马大将军之后，丞相不过尸位素餐而已。观此简则丞相固尝遣史核校边备。盖此简为地节二年六月文书，霍光死于是年三月，光死后宣帝亲揽大权，……故一切军务，改由丞相司之。以此简与《霍光传》相印证，更可窥见宣帝与霍氏争斗之情形。”[58]可见，这是宣帝亲政之后为收揽最高军事调度权力而优先采取的重大举措。
1705934975
1705934976
地节三年发生地震时的右将军，是霍光之子霍禹，车骑将军为张安世。此举看似同时解除两个人的兵权，但其实质意义却大相径庭。盖张安世在昭帝崩后即已出任车骑将军一职，在此数月之前宣帝本欲拔擢为大将军，“使专精神，忧念天下，思惟得失”，以安世固辞，乃改而“拜为大司马车骑将军，领尚书事”，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用以顶替霍光原来的职位。
1705934977
1705934978
宣帝在罢废霍禹之右将军屯兵的同时，“亦以禹为大司马”，看似重又擢升至乃父霍光当年的职位，实际上却已经变更武帝旧制，令其“冠小冠”，且“不冠将军，亦无印绶官署”，不过是“虚尊加之，而实夺其众”。
1705934979
1705934980
相比之下，在撤掉张安世统管的车骑将军屯兵之后，复令张氏“更为卫将军，两宫卫尉、城门、北军兵属焉”，反而赋予他更为要害的禁卫兵权[59]。因知宣帝此举，仍然是在利用节制强臣的由头，清除霍家的势力[60]。
1705934981
1705934982
汉宣帝在这一重大问题上，采用如此曲折的方式来传达自己的意图，一方面是当时特殊的政治形势所致，盖当时霍家“昆弟诸婿据权势，在兵官”[61]，仍然不能轻易出手；但另一方面，也与他的文化背景具有直接关系。
1705934983
1705934984
前面已经谈到，宣帝在民间时即已“师受《诗》《论语》《孝经》”，《汉书·宣帝本纪》在谈到其受学经历时，则只特别强调其“受诗于东海澓中翁”[62]。这位“东海澓中翁”的详细情况虽然别无记载，但东海郯县有后苍（别书作“后仓”）曾师从辕固生门徒夏侯始昌研习《诗》《礼》，成为《齐诗》名家，教授有上面提到的翼奉、匡衡和萧望之等许多同郡弟子[63]。清人陈乔枞对比宣帝诏书和薛宣引述的诗句后指出：“薛宣之辞与孝宣诏书合，考赣君（案薛宣字赣君）为东海郡郯人，与后苍同邑，其所习当为《齐诗》，孝宣受《诗》东海澓中翁，亦当为齐学，故述此诗大旨相同也。”[64]陈氏这一结论甚为重要，特别是对理解汉宣帝施政举措，尤为多有助益。
1705934985
1705934986
陈乔枞氏在通贯研治三家遗诗的基础上，复综括《齐诗》之学术特征云：
1705934987
1705934988
公羊氏本齐学，治公羊《春秋》者，其于《诗》皆称齐。犹之穀梁氏为鲁学，治穀梁《春秋》者其于诗亦称鲁也。董仲舒通《五经》，治公羊《春秋》，与齐人胡毋生同业，则习齐可知。《易》有孟京卦气之候，《诗》有翼奉五际之要，《尚书》有夏侯《洪范》之说，《春秋》有公羊灾异之条，皆明于象数，善推祸福，以著天人之应，渊源所自，同一师承，确然无疑。[65]
1705934989
1705934990
其“明于象数，善推祸福，以著天人之应”数语，确是诵习《齐诗》者通用的论政路数，此亦战国以来驺衍一派“燕齐海上之方士”影响所致[66]。
1705934991
1705934992
教授后苍《齐诗》的夏侯始昌即以“善推《五行传》”著称[67]，而后苍于习《诗》之外还曾师从同县孟喜学《易》，孟喜更因“得《易》家候阴阳灾变书”而向“诸儒以此耀之”[68]，故后苍门下翼奉、萧望之、匡衡几大高足所为，便无不因承师说[69]。
[
上一页 ]
[ :1.705934943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