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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齐诗》偏重所谓象数祸福之说，故与纬学多相互羼杂，清人冯登府虽然以为“三家多出入于纬”[70]，也还是特别强调“辕固言《诗》，多出谶纬”，其门下“匡衡、翼奉、萧望之图纬之说，皆为《齐诗》”，所说“阴阳术数，与京房、孟喜诸家相表里，……皆据师说以明灾异，……要不若韩、鲁之得正”[71]；成瓘则谓夏侯始昌所传《齐诗》之学，系“始开七纬之先路者也”[72]；以至陈乔枞云“汉儒如翼奉、郎 之说诗，多出于纬，盖齐学所本也。……夫齐学湮而诗纬存，则齐诗虽亡而犹未尽泯也。诗纬亡而齐诗遂为绝学矣”[73]。《诗》擅比兴而讲《齐诗》者尤重天人感应，前述翼奉在元帝时奏对地震等灾事时，即首先说明“臣奉窃学《齐诗》，闻五际之要《十月之交》篇，知日蚀地震之效昭然可明，……人气内逆，则感动天地”[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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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悉宣宗这种经学素养，我们也就很容易理解他追改“地节”年号这一做法了（前述“求微时故剑”一事，应同样受到《诗经》比兴手法的影响）。此前宣帝为凤凰集于鲁地而大赦天下，以及后来“每有嘉瑞，辄以改元，神爵、五凤、甘露、黄龙，列为年纪，盖以感致神祇，表彰德信”[75]，同样也是基于这一因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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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当时人对待地震的观念，综合审视这一时期的政治态势，宋人胡寅指出，本始四年“河南以东四十九郡”大地震所儆戒的对象，正应当是霍光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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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者，妻道也，臣道也，宜静而动，动者阳也。霍氏既毒杀许后，是岁春立其女居中宫，光与显俨然为外舅父母，专制内外，显也又有杀皇太子之心，宣帝之势甚孤。咎征著见，山石崩，城郭坏，压杀人民，覆祖宗庙，阴盛之变大矣，而霍光不戒于宜静而动之理。夫地不能终动，与天健同也，其动为反常逆气，臣道不宁之象。不既白乎离权去位，凋落荣宠，贵而能降，尚可及止也。宣帝诏问经学之士有以应变毋讳，而不闻端言直指变异之所由者，良由畏光故尔。[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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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五行志》记载此前在昭帝元凤四年五月，“孝文庙正殿灾”，因“古之庙皆在城中，孝文庙始出居外，天戒若曰：‘去贵而不正者。’”当时所谓“贵而不正者”，便是昭帝已加元服而依旧拒不归政的霍光，“故正月加元服，五月而灾见”[77]。参据这一情况，以及前文所说张敞在改元地节两年之后即上书指陈因霍光专制朝政而招致“地大震裂”的情况，可知按照胡寅所做分析，当时总应有人能够清楚理解引发这次大地震的政治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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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帝通过改元“地节”这一举动，向朝野公众发出明确无误的信息：即宣帝独自奉天承运，不再延续昭帝（实际上也就是霍家）既有的运数。既然天运已经变换，人事势必相应更新，对专权擅政的强臣，则不能不顺应“天地之戒”，予以裁抑。对于霍氏家族来说，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警告。按照宣帝的行事风格，假如霍家妻室子弟能够及时敛手请罪，自求退处闲散之地，或许还能够保全身家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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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奈这些权贵在霍光羽翼下飞扬跋扈日久，竟完全不知局势轻重，还聚在一起津津乐道什么“县官（亦即皇上）非我家大将军不得至是”，益为骄恣豪横[78]，其举家覆灭，当然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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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昏侯刘贺 四 光复圣刘炎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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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氏家族连年作威作福，“杀生在手”，如司马光所云，“使人主蓄愤于上，吏民积怨于下，切齿侧目，待时而发”，当时有人甚至用“天下害之”来形容世人对他们一家的态度[79]。现在掌控朝政的霍光已经死去，而宣帝又直接接受群臣上奏封事，并且发出这样明显的政治变动信号，各色人等，马上捕捉时机，做出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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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人看到形势不妙，开始和霍家拉开距离。如金日 之子金赏，原本为霍光女婿，当时身居太仆高位，见“霍氏有事萌牙，上书去妻”[80]，也就是休掉了霍家的女儿，以示和霍家撇清关系。还有一些过去依附于霍光门下的官员，甚至反口相噬。如京兆尹赵广汉，揣摩宣帝意向，“心知微指，发长安吏自将，与俱至光子博陆侯禹第，直突入其门，廋索私屠酤，椎破卢罂，斧斩其门关而去。时光女为皇后，闻之，对帝涕泣”，但这正符合宣帝威吓霍家的旨意，故“帝心善之”。史载宣帝为此“召问广汉”之后，“广汉由是侵犯贵戚大臣，……见事风生，无所回避”[81]，显然受到宣帝的纵容，甚至加以唆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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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一些因不依附霍光曾受到排挤打压的人，则直接上书宣帝，提出应该对霍家采取行动。在这方面，以御史大夫魏相属下的“大行治礼丞”萧望之最有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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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大将军光薨，子禹复为大司马，兄子山领尚书，亲属皆宿卫内侍。地节三年夏，京师雨雹，望之因是上疏，愿赐清闲之宴，口陈灾异之意。宣帝自在民间闻望之名，曰：“此东海萧生邪？下少府宋畸问状，无有所讳。”望之对，以为“春秋昭公三年大雨雹，是时季氏专权，卒逐昭公。乡（向）使鲁君察于天变，宜亡此害。今陛下以圣德居位，思政求贤，尧舜之用心也。然而善祥未臻，阴阳不和，是大臣任政、一姓擅势之所致也。附枝大者贼本心，私家盛者公室危。唯明主躬万机，选同姓，举贤材，以为腹心，与参政谋，令公卿大臣朝见奏事，明陈其职，以考功能。如是，则庶事理，公道立，奸邪塞，私权废矣。”对奏，天子拜望之为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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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萧望之与汉宣帝一样，也是研治《齐诗》出身，自然更容易看透宣帝的政治意图，这番话真是正中其下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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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宣帝刘病已忍气吞声这么多年，当然是要黜退霍家势力以真正掌管江山社稷，但这事不能操之过急，在稳住霍家子弟的同时，他也需要等待，酝酿集聚像这样的舆论，更为重要的是需要先组织一批像萧望之这样可靠的人手[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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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在起用萧望之为谒者之后，宣帝就指使他来负责网络人才，凡有人“上书言便宜，辄下望之问状，高者请丞相、御史，次者中二千石试事，满岁以状闻”[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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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魏相更明确向宣帝建议，要对霍氏昆弟以及诸婿的兵权等枢要职位“有以损夺”[84]，宣帝则果如萧望之、魏相所云，从领兵权、宫禁卫戍权和内朝诸近密官职开始，大刀阔斧地削夺霍家的权力：“徙光女婿度辽将军未央卫尉平陵侯范明友为光禄勋，次婿诸吏中郎将羽林监任胜出为安定太守。数月，复出光姊婿给事中光禄大夫张朔为蜀郡太守，群孙婿中郎将王汉为武威太守。顷之，复徙光长女婿长乐卫尉邓广汉为少府。更以禹为大司马，冠小冠，亡印绶，罢其右将军屯兵官属，特使禹官名与光俱大司马者。又收范明友度辽将军印绶，但为光禄勋。及光中女婿赵平为散骑骑都尉光禄大夫将屯兵，又收平骑都尉印绶，诸领胡越骑、羽林及两宫卫将屯兵，悉易以所亲信许、史子弟代之。”[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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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这些关键位置之后，汉家江山就已经牢牢地掌控在自己的手中，宣帝大体上可以作为真天子随心所欲地发号施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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翌年，也就是地节三年（前67），宣帝又“尊孝武庙为世宗，行所巡狩郡国皆立庙”[86]；同时，在这一年的四月，“立皇太子，大赦天下。赐御史大夫爵关内侯，中二千石爵右庶长，天下当为父后者爵一级。赐广陵王黄金千斤，诸侯王十五人黄金各百斤，列侯在国者八十七人黄金各二十斤”[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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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祖父太子据犯下大罪，不宜提；而且也没有做过天子，提不提也没有多大用。但曾祖父孝武皇帝雄才大略，八面威风，为汉家“增郡数十，斥地且倍”，立下了无尽功德，在各个郡国为汉武帝立庙，本来是昭帝去世之初，燕王旦给朝廷提出的建议，霍光却置之未理[88]。现在，汉宣帝做出上述一番举措，向上，礼敬曾祖父汉武帝；向下，确立自己的儿子做太子，这都是明确昭示汉朝中兴的标志性行动，而对于霍家党羽，也只是如何处置更为妥当的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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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霍光传》和刘向《说苑》都记载有茂陵徐生，在霍光去世后曾连续三次上书宣帝，谓“霍氏泰盛，陛下即爱厚之，宜以时抑制，无使至亡”，宣帝俱置之未理。后来霍家举族诛灭，告发霍氏者皆蒙受封赏而徐某不与，有人为其大鸣不平，云昔日徐生所进乃“徙薪曲突之策”，系防患于未然，其功劳应远胜于“焦发灼烂”救火之人，假若当初能够听从此公建议，本可“国亡裂土出爵之费，臣亡逆乱诛灭之败”[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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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只是乡野草民迂腐之见，既蒙昧不知朝政动态，又完全不晓得宫廷政治的门径。南宋时人蔡戡等亦曾指责汉宣帝明明对霍氏“积不平固非一日”，却偏偏“秘而不言，待以旧恩，委以要职，诱之使乱，至于诛灭”，以为“是何异以锦绣蒙陷阱而使人由之”[90]？这种责难，亦属汉宣帝所说“俗儒不达时宜”[91]，同样不知深宫大内有时竟会犹如囚笼，人主不能不小心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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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人事调整，自然是抑制霍家的重大举措。直到此时，霍氏一家若能知所进退，“安分自守，谨凛持盈”，以至任受火尽灰灭，亦未必不能保全首领[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