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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帝在罢废霍禹之右将军屯兵的同时，“亦以禹为大司马”，看似重又擢升至乃父霍光当年的职位，实际上却已经变更武帝旧制，令其“冠小冠”，且“不冠将军，亦无印绶官署”，不过是“虚尊加之，而实夺其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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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在撤掉张安世统管的车骑将军屯兵之后，复令张氏“更为卫将军，两宫卫尉、城门、北军兵属焉”，反而赋予他更为要害的禁卫兵权[59]。因知宣帝此举，仍然是在利用节制强臣的由头，清除霍家的势力[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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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宣帝在这一重大问题上，采用如此曲折的方式来传达自己的意图，一方面是当时特殊的政治形势所致，盖当时霍家“昆弟诸婿据权势，在兵官”[61]，仍然不能轻易出手；但另一方面，也与他的文化背景具有直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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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已经谈到，宣帝在民间时即已“师受《诗》《论语》《孝经》”，《汉书·宣帝本纪》在谈到其受学经历时，则只特别强调其“受诗于东海澓中翁”[62]。这位“东海澓中翁”的详细情况虽然别无记载，但东海郯县有后苍（别书作“后仓”）曾师从辕固生门徒夏侯始昌研习《诗》《礼》，成为《齐诗》名家，教授有上面提到的翼奉、匡衡和萧望之等许多同郡弟子[63]。清人陈乔枞对比宣帝诏书和薛宣引述的诗句后指出：“薛宣之辞与孝宣诏书合，考赣君（案薛宣字赣君）为东海郡郯人，与后苍同邑，其所习当为《齐诗》，孝宣受《诗》东海澓中翁，亦当为齐学，故述此诗大旨相同也。”[64]陈氏这一结论甚为重要，特别是对理解汉宣帝施政举措，尤为多有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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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乔枞氏在通贯研治三家遗诗的基础上，复综括《齐诗》之学术特征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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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羊氏本齐学，治公羊《春秋》者，其于《诗》皆称齐。犹之穀梁氏为鲁学，治穀梁《春秋》者其于诗亦称鲁也。董仲舒通《五经》，治公羊《春秋》，与齐人胡毋生同业，则习齐可知。《易》有孟京卦气之候，《诗》有翼奉五际之要，《尚书》有夏侯《洪范》之说，《春秋》有公羊灾异之条，皆明于象数，善推祸福，以著天人之应，渊源所自，同一师承，确然无疑。[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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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明于象数，善推祸福，以著天人之应”数语，确是诵习《齐诗》者通用的论政路数，此亦战国以来驺衍一派“燕齐海上之方士”影响所致[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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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后苍《齐诗》的夏侯始昌即以“善推《五行传》”著称[67]，而后苍于习《诗》之外还曾师从同县孟喜学《易》，孟喜更因“得《易》家候阴阳灾变书”而向“诸儒以此耀之”[68]，故后苍门下翼奉、萧望之、匡衡几大高足所为，便无不因承师说[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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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齐诗》偏重所谓象数祸福之说，故与纬学多相互羼杂，清人冯登府虽然以为“三家多出入于纬”[70]，也还是特别强调“辕固言《诗》，多出谶纬”，其门下“匡衡、翼奉、萧望之图纬之说，皆为《齐诗》”，所说“阴阳术数，与京房、孟喜诸家相表里，……皆据师说以明灾异，……要不若韩、鲁之得正”[71]；成瓘则谓夏侯始昌所传《齐诗》之学，系“始开七纬之先路者也”[72]；以至陈乔枞云“汉儒如翼奉、郎 之说诗，多出于纬，盖齐学所本也。……夫齐学湮而诗纬存，则齐诗虽亡而犹未尽泯也。诗纬亡而齐诗遂为绝学矣”[73]。《诗》擅比兴而讲《齐诗》者尤重天人感应，前述翼奉在元帝时奏对地震等灾事时，即首先说明“臣奉窃学《齐诗》，闻五际之要《十月之交》篇，知日蚀地震之效昭然可明，……人气内逆，则感动天地”[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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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悉宣宗这种经学素养，我们也就很容易理解他追改“地节”年号这一做法了（前述“求微时故剑”一事，应同样受到《诗经》比兴手法的影响）。此前宣帝为凤凰集于鲁地而大赦天下，以及后来“每有嘉瑞，辄以改元，神爵、五凤、甘露、黄龙，列为年纪，盖以感致神祇，表彰德信”[75]，同样也是基于这一因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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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当时人对待地震的观念，综合审视这一时期的政治态势，宋人胡寅指出，本始四年“河南以东四十九郡”大地震所儆戒的对象，正应当是霍光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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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者，妻道也，臣道也，宜静而动，动者阳也。霍氏既毒杀许后，是岁春立其女居中宫，光与显俨然为外舅父母，专制内外，显也又有杀皇太子之心，宣帝之势甚孤。咎征著见，山石崩，城郭坏，压杀人民，覆祖宗庙，阴盛之变大矣，而霍光不戒于宜静而动之理。夫地不能终动，与天健同也，其动为反常逆气，臣道不宁之象。不既白乎离权去位，凋落荣宠，贵而能降，尚可及止也。宣帝诏问经学之士有以应变毋讳，而不闻端言直指变异之所由者，良由畏光故尔。[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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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五行志》记载此前在昭帝元凤四年五月，“孝文庙正殿灾”，因“古之庙皆在城中，孝文庙始出居外，天戒若曰：‘去贵而不正者。’”当时所谓“贵而不正者”，便是昭帝已加元服而依旧拒不归政的霍光，“故正月加元服，五月而灾见”[77]。参据这一情况，以及前文所说张敞在改元地节两年之后即上书指陈因霍光专制朝政而招致“地大震裂”的情况，可知按照胡寅所做分析，当时总应有人能够清楚理解引发这次大地震的政治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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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帝通过改元“地节”这一举动，向朝野公众发出明确无误的信息：即宣帝独自奉天承运，不再延续昭帝（实际上也就是霍家）既有的运数。既然天运已经变换，人事势必相应更新，对专权擅政的强臣，则不能不顺应“天地之戒”，予以裁抑。对于霍氏家族来说，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警告。按照宣帝的行事风格，假如霍家妻室子弟能够及时敛手请罪，自求退处闲散之地，或许还能够保全身家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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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奈这些权贵在霍光羽翼下飞扬跋扈日久，竟完全不知局势轻重，还聚在一起津津乐道什么“县官（亦即皇上）非我家大将军不得至是”，益为骄恣豪横[78]，其举家覆灭，当然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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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昏侯刘贺 [:1705932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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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昏侯刘贺 四 光复圣刘炎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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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氏家族连年作威作福，“杀生在手”，如司马光所云，“使人主蓄愤于上，吏民积怨于下，切齿侧目，待时而发”，当时有人甚至用“天下害之”来形容世人对他们一家的态度[79]。现在掌控朝政的霍光已经死去，而宣帝又直接接受群臣上奏封事，并且发出这样明显的政治变动信号，各色人等，马上捕捉时机，做出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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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人看到形势不妙，开始和霍家拉开距离。如金日 之子金赏，原本为霍光女婿，当时身居太仆高位，见“霍氏有事萌牙，上书去妻”[80]，也就是休掉了霍家的女儿，以示和霍家撇清关系。还有一些过去依附于霍光门下的官员，甚至反口相噬。如京兆尹赵广汉，揣摩宣帝意向，“心知微指，发长安吏自将，与俱至光子博陆侯禹第，直突入其门，廋索私屠酤，椎破卢罂，斧斩其门关而去。时光女为皇后，闻之，对帝涕泣”，但这正符合宣帝威吓霍家的旨意，故“帝心善之”。史载宣帝为此“召问广汉”之后，“广汉由是侵犯贵戚大臣，……见事风生，无所回避”[81]，显然受到宣帝的纵容，甚至加以唆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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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一些因不依附霍光曾受到排挤打压的人，则直接上书宣帝，提出应该对霍家采取行动。在这方面，以御史大夫魏相属下的“大行治礼丞”萧望之最有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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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大将军光薨，子禹复为大司马，兄子山领尚书，亲属皆宿卫内侍。地节三年夏，京师雨雹，望之因是上疏，愿赐清闲之宴，口陈灾异之意。宣帝自在民间闻望之名，曰：“此东海萧生邪？下少府宋畸问状，无有所讳。”望之对，以为“春秋昭公三年大雨雹，是时季氏专权，卒逐昭公。乡（向）使鲁君察于天变，宜亡此害。今陛下以圣德居位，思政求贤，尧舜之用心也。然而善祥未臻，阴阳不和，是大臣任政、一姓擅势之所致也。附枝大者贼本心，私家盛者公室危。唯明主躬万机，选同姓，举贤材，以为腹心，与参政谋，令公卿大臣朝见奏事，明陈其职，以考功能。如是，则庶事理，公道立，奸邪塞，私权废矣。”对奏，天子拜望之为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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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萧望之与汉宣帝一样，也是研治《齐诗》出身，自然更容易看透宣帝的政治意图，这番话真是正中其下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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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宣帝刘病已忍气吞声这么多年，当然是要黜退霍家势力以真正掌管江山社稷，但这事不能操之过急，在稳住霍家子弟的同时，他也需要等待，酝酿集聚像这样的舆论，更为重要的是需要先组织一批像萧望之这样可靠的人手[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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