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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35028 于是,在起用萧望之为谒者之后,宣帝就指使他来负责网络人才,凡有人“上书言便宜,辄下望之问状,高者请丞相、御史,次者中二千石试事,满岁以状闻”[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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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35030 与此同时,魏相更明确向宣帝建议,要对霍氏昆弟以及诸婿的兵权等枢要职位“有以损夺”[84],宣帝则果如萧望之、魏相所云,从领兵权、宫禁卫戍权和内朝诸近密官职开始,大刀阔斧地削夺霍家的权力:“徙光女婿度辽将军未央卫尉平陵侯范明友为光禄勋,次婿诸吏中郎将羽林监任胜出为安定太守。数月,复出光姊婿给事中光禄大夫张朔为蜀郡太守,群孙婿中郎将王汉为武威太守。顷之,复徙光长女婿长乐卫尉邓广汉为少府。更以禹为大司马,冠小冠,亡印绶,罢其右将军屯兵官属,特使禹官名与光俱大司马者。又收范明友度辽将军印绶,但为光禄勋。及光中女婿赵平为散骑骑都尉光禄大夫将屯兵,又收平骑都尉印绶,诸领胡越骑、羽林及两宫卫将屯兵,悉易以所亲信许、史子弟代之。”[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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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35032 控制这些关键位置之后,汉家江山就已经牢牢地掌控在自己的手中,宣帝大体上可以作为真天子随心所欲地发号施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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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35034 翌年,也就是地节三年(前67),宣帝又“尊孝武庙为世宗,行所巡狩郡国皆立庙”[86];同时,在这一年的四月,“立皇太子,大赦天下。赐御史大夫爵关内侯,中二千石爵右庶长,天下当为父后者爵一级。赐广陵王黄金千斤,诸侯王十五人黄金各百斤,列侯在国者八十七人黄金各二十斤”[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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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35036 自己的祖父太子据犯下大罪,不宜提;而且也没有做过天子,提不提也没有多大用。但曾祖父孝武皇帝雄才大略,八面威风,为汉家“增郡数十,斥地且倍”,立下了无尽功德,在各个郡国为汉武帝立庙,本来是昭帝去世之初,燕王旦给朝廷提出的建议,霍光却置之未理[88]。现在,汉宣帝做出上述一番举措,向上,礼敬曾祖父汉武帝;向下,确立自己的儿子做太子,这都是明确昭示汉朝中兴的标志性行动,而对于霍家党羽,也只是如何处置更为妥当的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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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35038 《汉书·霍光传》和刘向《说苑》都记载有茂陵徐生,在霍光去世后曾连续三次上书宣帝,谓“霍氏泰盛,陛下即爱厚之,宜以时抑制,无使至亡”,宣帝俱置之未理。后来霍家举族诛灭,告发霍氏者皆蒙受封赏而徐某不与,有人为其大鸣不平,云昔日徐生所进乃“徙薪曲突之策”,系防患于未然,其功劳应远胜于“焦发灼烂”救火之人,假若当初能够听从此公建议,本可“国亡裂土出爵之费,臣亡逆乱诛灭之败”[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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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35040 其实这只是乡野草民迂腐之见,既蒙昧不知朝政动态,又完全不晓得宫廷政治的门径。南宋时人蔡戡等亦曾指责汉宣帝明明对霍氏“积不平固非一日”,却偏偏“秘而不言,待以旧恩,委以要职,诱之使乱,至于诛灭”,以为“是何异以锦绣蒙陷阱而使人由之”[90]?这种责难,亦属汉宣帝所说“俗儒不达时宜”[91],同样不知深宫大内有时竟会犹如囚笼,人主不能不小心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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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35042 上述人事调整,自然是抑制霍家的重大举措。直到此时,霍氏一家若能知所进退,“安分自守,谨凛持盈”,以至任受火尽灰灭,亦未必不能保全首领[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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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35044 盖宣帝全赖霍光决策始得以入主未央宫殿,对霍光的评价和对其家人的处置,都涉及宣帝本人入承大统的合法性问题。对于汉宣帝来说,这是高于一切的政治基础,不容稍有含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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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35046 为稳固“为孝昭帝之后”这一基石,如前面第二章已经谈到的那样,宣帝在即位之后,甚至小心恪守“制礼不逾闲”的原则,追谥祖父“故皇太子曰戾”,以彰显其“不悔前过”且复“违戾擅发兵”这一悖逆行为[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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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35048 据《汉书》之《昌邑王贺传》和《张敞传》记载,因心存忌惮,汉宣帝甫一视事,即特地安排曾切谏昌邑王谨慎行事的张敞出任山阳太守,以便监视遣返昌邑国故地的刘贺(当时刘贺旧封昌邑国已经“国除,为山阳郡”);而且直到霍光去世五年之后的元康二年(前64),宣帝还指令张敞前去暗地察看昌邑王的动向,担心他东山再起,图谋大位[94],可见宣帝对自己能否稳坐皇位仍然存在很大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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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35050 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内心对霍光其人深恶痛绝,表面上却不仅不宜“全盘否定”,还要继续加以尊崇,更不必非对其家人赶尽杀绝不可。故霍光死后,宣帝要特别赞誉其茂盛功绩在于“定万世策以安宗庙”[95];直到后来宣帝在神爵、五凤年间亲自动笔撰写诗歌,吟唱其自民间起为天子之事,仍然写下“君之臣明护不道”这样的词句,用以彰显霍光的功绩[96]。逮甘露三年(前51),因“思股肱之美,乃图画其人于麒麟阁,法其形象”,以“明著中兴辅佐”,依然是以霍光居于首位,而且其他诸臣俱“署其官爵姓名,唯霍光不名,曰大司马大将军博陆侯姓霍氏”,以示独尊于诸臣之上[97]。这种处理方式,也充分体现出汉宣帝“以霸、王道杂之”的施政理念和阴阳两面操纵手法[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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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35052 追根求源,霍光为大奸大恶竟能以大忠大贤的形象留存于青史,便是当时宣帝似此称之、后世复有班固与司马光一辈史家信而从之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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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35054 后来汉成帝问询刘向对汉文帝治国政绩和才能的看法,刘向谓之曰:“如其聪明远识,不忘数十年事,制持万机,天资治理之材,恐文帝亦且不如孝宣皇帝者也。”[99]东晋袁山松撰著《后汉书》,述及西汉诸帝,同样盛赞“孝宣之明”[100]。若就处事韬略和施政手腕而言,不唯文帝,高祖以下,实莫有匹敌,汉宣帝对这一所谓“明”字或“聪明远识”的赞誉,当之无愧,刘向诸人所言诚良有由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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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35056 骄横日久的霍氏家族,不仅未能理智应对,竟然铤而走险。先是谋划投毒于太子,继之又策划以武力发动政变,从而逼迫宣帝不得不大肆杀戮。除宣帝霍后废处昭阳宫免除一死之外,霍氏“诸昆弟宾婚为侍中、诸曹、九卿、郡守”者以及“与霍氏相连坐诛灭者数千家”,宣帝以极其血腥的形式,彻底清除一代权臣的势力[101]。时为地节四年(前66)七月[102],而翌年宣帝复改元“元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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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35058 关于“元康”这一年号的含义,非常注意探究西汉诸帝年号寓意的应劭,过去未曾予以解说。检《礼记·礼运》记述所谓“小康”社会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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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35060 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郑玄注:康,安也。大道之人,以礼于忠信为薄,言小安者,失之则贼乱将作矣〕。[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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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35062 霍氏之乱得以敉平,不谨于礼的在势者已经除去,天下重归于小康世界,这应该就是“元康”这一年号的寓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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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35064 元康元年(前65)三月,宣帝颁布诏书,庆贺近期内连续出现的“凤凰集泰山、陈留,甘露降未央宫”这些嘉瑞,喜不自禁地向天下臣民宣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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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35066 朕未能章先帝休烈,协宁百姓,承天顺地,调序四时,获蒙嘉瑞,赐兹祉福,夙夜兢兢,靡有骄色,内省匪解,永惟罔极。《书》不云乎?——“凤皇(凰)来仪,庶尹允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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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35068 唐人颜师古为之笺释云:“《虞书·益稷》之篇曰:‘箫韶九成,凤皇(凰)来仪,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庶尹允谐。’言奏乐之和,凤皇(凰)以其容仪来下,百兽相率舞蹈。是乃众官之长,信皆和辑,故神人交畅。”[104]可见汉宣帝引述“凤皇(凰)来仪,庶尹允谐”这两句话,犹如是在为“元康”这一年号附加注脚;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为颁布“元康”年号而预先做出说明。盖“元康”这一年号,实际上是行用于颁布这道诏书的下一个月,亦即元康元年四月(参见本书附录3《改订西汉新莽历史年表》),前后恰好相互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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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35070 观甘露三年(前51)三月,召集诸儒议礼于石渠,宣帝“亲称制临决焉”[105],即可知汉宣帝其人固深于礼学者也,援用《礼记》此文以明其心志,自属情理中事。明朝人王祎著《大事记续编》,在“汉孝宣皇帝元康元年”下附有“解题”曰:“改元诛霍氏故也。”[106]或许早已看出其中的端倪。试看晋惠帝诛除势倾天下的权臣杨骏及其同伙之后,随即改启新元,同样也是名为“元康”[107],应信此言断非凿空虚语也。由此“元康”反观“地节”年号,前后相互映衬,尤易理解宣帝改元“地节”之微意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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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35072 昔班固在《汉书·宣帝纪》篇末曾写有赞语云:“功光祖宗,业垂后嗣,可谓中兴,侔德殷宗、周宣矣。”[108]即谓汉宣帝的功德,足以与殷商高宗武丁和西周宣王媲美,后世亦沿之以为中兴圣主,有若光武帝刘秀之再造大汉王朝,如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即原封不动地移录了班固这一评价[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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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35074 此“中兴”之“中”,今通行辞书如《辞海》《汉语大词典》之类皆读作平声,如中间之“中”,释“中兴”之语义为“中途振兴”,所说似乎不够确切。《诗·大雅·烝民》之诗序另有句云“美宣王也,任贤使能,周室中兴焉”,唐陆德明注此“中”字读音为“张仲反”[110],可知本应读作“仲”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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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35076 盖以“中”通“仲”是秦汉以前通行的用法,而所谓“中兴”(仲兴)也就是“再兴”或“重兴”之义,清代初年人黄生即曾谈到过这一点[111],后来钱大昕对此也有所论述[112]。东汉桓帝延熹四年(161)上石的《西岳华山庙碑》,记宣帝庙号,书作“仲宗”[113],宋人洪适以为是“借仲为中”[114],实际上“仲”正应该是其本字,“仲宗”意即“仲兴之宗”[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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