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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在起用萧望之为谒者之后，宣帝就指使他来负责网络人才，凡有人“上书言便宜，辄下望之问状，高者请丞相、御史，次者中二千石试事，满岁以状闻”[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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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魏相更明确向宣帝建议，要对霍氏昆弟以及诸婿的兵权等枢要职位“有以损夺”[84]，宣帝则果如萧望之、魏相所云，从领兵权、宫禁卫戍权和内朝诸近密官职开始，大刀阔斧地削夺霍家的权力：“徙光女婿度辽将军未央卫尉平陵侯范明友为光禄勋，次婿诸吏中郎将羽林监任胜出为安定太守。数月，复出光姊婿给事中光禄大夫张朔为蜀郡太守，群孙婿中郎将王汉为武威太守。顷之，复徙光长女婿长乐卫尉邓广汉为少府。更以禹为大司马，冠小冠，亡印绶，罢其右将军屯兵官属，特使禹官名与光俱大司马者。又收范明友度辽将军印绶，但为光禄勋。及光中女婿赵平为散骑骑都尉光禄大夫将屯兵，又收平骑都尉印绶，诸领胡越骑、羽林及两宫卫将屯兵，悉易以所亲信许、史子弟代之。”[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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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这些关键位置之后，汉家江山就已经牢牢地掌控在自己的手中，宣帝大体上可以作为真天子随心所欲地发号施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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翌年，也就是地节三年（前67），宣帝又“尊孝武庙为世宗，行所巡狩郡国皆立庙”[86]；同时，在这一年的四月，“立皇太子，大赦天下。赐御史大夫爵关内侯，中二千石爵右庶长，天下当为父后者爵一级。赐广陵王黄金千斤，诸侯王十五人黄金各百斤，列侯在国者八十七人黄金各二十斤”[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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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祖父太子据犯下大罪，不宜提；而且也没有做过天子，提不提也没有多大用。但曾祖父孝武皇帝雄才大略，八面威风，为汉家“增郡数十，斥地且倍”，立下了无尽功德，在各个郡国为汉武帝立庙，本来是昭帝去世之初，燕王旦给朝廷提出的建议，霍光却置之未理[88]。现在，汉宣帝做出上述一番举措，向上，礼敬曾祖父汉武帝；向下，确立自己的儿子做太子，这都是明确昭示汉朝中兴的标志性行动，而对于霍家党羽，也只是如何处置更为妥当的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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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霍光传》和刘向《说苑》都记载有茂陵徐生，在霍光去世后曾连续三次上书宣帝，谓“霍氏泰盛，陛下即爱厚之，宜以时抑制，无使至亡”，宣帝俱置之未理。后来霍家举族诛灭，告发霍氏者皆蒙受封赏而徐某不与，有人为其大鸣不平，云昔日徐生所进乃“徙薪曲突之策”，系防患于未然，其功劳应远胜于“焦发灼烂”救火之人，假若当初能够听从此公建议，本可“国亡裂土出爵之费，臣亡逆乱诛灭之败”[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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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只是乡野草民迂腐之见，既蒙昧不知朝政动态，又完全不晓得宫廷政治的门径。南宋时人蔡戡等亦曾指责汉宣帝明明对霍氏“积不平固非一日”，却偏偏“秘而不言，待以旧恩，委以要职，诱之使乱，至于诛灭”，以为“是何异以锦绣蒙陷阱而使人由之”[90]？这种责难，亦属汉宣帝所说“俗儒不达时宜”[91]，同样不知深宫大内有时竟会犹如囚笼，人主不能不小心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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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人事调整，自然是抑制霍家的重大举措。直到此时，霍氏一家若能知所进退，“安分自守，谨凛持盈”，以至任受火尽灰灭，亦未必不能保全首领[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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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宣帝全赖霍光决策始得以入主未央宫殿，对霍光的评价和对其家人的处置，都涉及宣帝本人入承大统的合法性问题。对于汉宣帝来说，这是高于一切的政治基础，不容稍有含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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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稳固“为孝昭帝之后”这一基石，如前面第二章已经谈到的那样，宣帝在即位之后，甚至小心恪守“制礼不逾闲”的原则，追谥祖父“故皇太子曰戾”，以彰显其“不悔前过”且复“违戾擅发兵”这一悖逆行为[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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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汉书》之《昌邑王贺传》和《张敞传》记载，因心存忌惮，汉宣帝甫一视事，即特地安排曾切谏昌邑王谨慎行事的张敞出任山阳太守，以便监视遣返昌邑国故地的刘贺（当时刘贺旧封昌邑国已经“国除，为山阳郡”）；而且直到霍光去世五年之后的元康二年（前64），宣帝还指令张敞前去暗地察看昌邑王的动向，担心他东山再起，图谋大位[94]，可见宣帝对自己能否稳坐皇位仍然存在很大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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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内心对霍光其人深恶痛绝，表面上却不仅不宜“全盘否定”，还要继续加以尊崇，更不必非对其家人赶尽杀绝不可。故霍光死后，宣帝要特别赞誉其茂盛功绩在于“定万世策以安宗庙”[95]；直到后来宣帝在神爵、五凤年间亲自动笔撰写诗歌，吟唱其自民间起为天子之事，仍然写下“君之臣明护不道”这样的词句，用以彰显霍光的功绩[96]。逮甘露三年（前51），因“思股肱之美，乃图画其人于麒麟阁，法其形象”，以“明著中兴辅佐”，依然是以霍光居于首位，而且其他诸臣俱“署其官爵姓名，唯霍光不名，曰大司马大将军博陆侯姓霍氏”，以示独尊于诸臣之上[97]。这种处理方式，也充分体现出汉宣帝“以霸、王道杂之”的施政理念和阴阳两面操纵手法[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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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根求源，霍光为大奸大恶竟能以大忠大贤的形象留存于青史，便是当时宣帝似此称之、后世复有班固与司马光一辈史家信而从之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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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汉成帝问询刘向对汉文帝治国政绩和才能的看法，刘向谓之曰：“如其聪明远识，不忘数十年事，制持万机，天资治理之材，恐文帝亦且不如孝宣皇帝者也。”[99]东晋袁山松撰著《后汉书》，述及西汉诸帝，同样盛赞“孝宣之明”[100]。若就处事韬略和施政手腕而言，不唯文帝，高祖以下，实莫有匹敌，汉宣帝对这一所谓“明”字或“聪明远识”的赞誉，当之无愧，刘向诸人所言诚良有由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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骄横日久的霍氏家族，不仅未能理智应对，竟然铤而走险。先是谋划投毒于太子，继之又策划以武力发动政变，从而逼迫宣帝不得不大肆杀戮。除宣帝霍后废处昭阳宫免除一死之外，霍氏“诸昆弟宾婚为侍中、诸曹、九卿、郡守”者以及“与霍氏相连坐诛灭者数千家”，宣帝以极其血腥的形式，彻底清除一代权臣的势力[101]。时为地节四年（前66）七月[102]，而翌年宣帝复改元“元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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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元康”这一年号的含义，非常注意探究西汉诸帝年号寓意的应劭，过去未曾予以解说。检《礼记·礼运》记述所谓“小康”社会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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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郑玄注：康，安也。大道之人，以礼于忠信为薄，言小安者，失之则贼乱将作矣〕。[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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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氏之乱得以敉平，不谨于礼的在势者已经除去，天下重归于小康世界，这应该就是“元康”这一年号的寓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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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康元年（前65）三月，宣帝颁布诏书，庆贺近期内连续出现的“凤凰集泰山、陈留，甘露降未央宫”这些嘉瑞，喜不自禁地向天下臣民宣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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朕未能章先帝休烈，协宁百姓，承天顺地，调序四时，获蒙嘉瑞，赐兹祉福，夙夜兢兢，靡有骄色，内省匪解，永惟罔极。《书》不云乎？——“凤皇（凰）来仪，庶尹允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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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人颜师古为之笺释云：“《虞书·益稷》之篇曰：‘箫韶九成，凤皇（凰）来仪，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庶尹允谐。’言奏乐之和，凤皇（凰）以其容仪来下，百兽相率舞蹈。是乃众官之长，信皆和辑，故神人交畅。”[104]可见汉宣帝引述“凤皇（凰）来仪，庶尹允谐”这两句话，犹如是在为“元康”这一年号附加注脚；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为颁布“元康”年号而预先做出说明。盖“元康”这一年号，实际上是行用于颁布这道诏书的下一个月，亦即元康元年四月（参见本书附录3《改订西汉新莽历史年表》），前后恰好相互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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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甘露三年（前51）三月，召集诸儒议礼于石渠，宣帝“亲称制临决焉”[105]，即可知汉宣帝其人固深于礼学者也，援用《礼记》此文以明其心志，自属情理中事。明朝人王祎著《大事记续编》，在“汉孝宣皇帝元康元年”下附有“解题”曰：“改元诛霍氏故也。”[106]或许早已看出其中的端倪。试看晋惠帝诛除势倾天下的权臣杨骏及其同伙之后，随即改启新元，同样也是名为“元康”[107]，应信此言断非凿空虚语也。由此“元康”反观“地节”年号，前后相互映衬，尤易理解宣帝改元“地节”之微意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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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班固在《汉书·宣帝纪》篇末曾写有赞语云：“功光祖宗，业垂后嗣，可谓中兴，侔德殷宗、周宣矣。”[108]即谓汉宣帝的功德，足以与殷商高宗武丁和西周宣王媲美，后世亦沿之以为中兴圣主，有若光武帝刘秀之再造大汉王朝，如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即原封不动地移录了班固这一评价[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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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中兴”之“中”，今通行辞书如《辞海》《汉语大词典》之类皆读作平声，如中间之“中”，释“中兴”之语义为“中途振兴”，所说似乎不够确切。《诗·大雅·烝民》之诗序另有句云“美宣王也，任贤使能，周室中兴焉”，唐陆德明注此“中”字读音为“张仲反”[110]，可知本应读作“仲”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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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以“中”通“仲”是秦汉以前通行的用法，而所谓“中兴”（仲兴）也就是“再兴”或“重兴”之义，清代初年人黄生即曾谈到过这一点[111]，后来钱大昕对此也有所论述[112]。东汉桓帝延熹四年（161）上石的《西岳华山庙碑》，记宣帝庙号，书作“仲宗”[113]，宋人洪适以为是“借仲为中”[114]，实际上“仲”正应该是其本字，“仲宗”意即“仲兴之宗”[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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