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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宣帝全赖霍光决策始得以入主未央宫殿,对霍光的评价和对其家人的处置,都涉及宣帝本人入承大统的合法性问题。对于汉宣帝来说,这是高于一切的政治基础,不容稍有含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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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稳固“为孝昭帝之后”这一基石,如前面第二章已经谈到的那样,宣帝在即位之后,甚至小心恪守“制礼不逾闲”的原则,追谥祖父“故皇太子曰戾”,以彰显其“不悔前过”且复“违戾擅发兵”这一悖逆行为[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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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汉书》之《昌邑王贺传》和《张敞传》记载,因心存忌惮,汉宣帝甫一视事,即特地安排曾切谏昌邑王谨慎行事的张敞出任山阳太守,以便监视遣返昌邑国故地的刘贺(当时刘贺旧封昌邑国已经“国除,为山阳郡”);而且直到霍光去世五年之后的元康二年(前64),宣帝还指令张敞前去暗地察看昌邑王的动向,担心他东山再起,图谋大位[94],可见宣帝对自己能否稳坐皇位仍然存在很大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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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内心对霍光其人深恶痛绝,表面上却不仅不宜“全盘否定”,还要继续加以尊崇,更不必非对其家人赶尽杀绝不可。故霍光死后,宣帝要特别赞誉其茂盛功绩在于“定万世策以安宗庙”[95];直到后来宣帝在神爵、五凤年间亲自动笔撰写诗歌,吟唱其自民间起为天子之事,仍然写下“君之臣明护不道”这样的词句,用以彰显霍光的功绩[96]。逮甘露三年(前51),因“思股肱之美,乃图画其人于麒麟阁,法其形象”,以“明著中兴辅佐”,依然是以霍光居于首位,而且其他诸臣俱“署其官爵姓名,唯霍光不名,曰大司马大将军博陆侯姓霍氏”,以示独尊于诸臣之上[97]。这种处理方式,也充分体现出汉宣帝“以霸、王道杂之”的施政理念和阴阳两面操纵手法[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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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根求源,霍光为大奸大恶竟能以大忠大贤的形象留存于青史,便是当时宣帝似此称之、后世复有班固与司马光一辈史家信而从之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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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汉成帝问询刘向对汉文帝治国政绩和才能的看法,刘向谓之曰:“如其聪明远识,不忘数十年事,制持万机,天资治理之材,恐文帝亦且不如孝宣皇帝者也。”[99]东晋袁山松撰著《后汉书》,述及西汉诸帝,同样盛赞“孝宣之明”[100]。若就处事韬略和施政手腕而言,不唯文帝,高祖以下,实莫有匹敌,汉宣帝对这一所谓“明”字或“聪明远识”的赞誉,当之无愧,刘向诸人所言诚良有由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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骄横日久的霍氏家族,不仅未能理智应对,竟然铤而走险。先是谋划投毒于太子,继之又策划以武力发动政变,从而逼迫宣帝不得不大肆杀戮。除宣帝霍后废处昭阳宫免除一死之外,霍氏“诸昆弟宾婚为侍中、诸曹、九卿、郡守”者以及“与霍氏相连坐诛灭者数千家”,宣帝以极其血腥的形式,彻底清除一代权臣的势力[101]。时为地节四年(前66)七月[102],而翌年宣帝复改元“元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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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元康”这一年号的含义,非常注意探究西汉诸帝年号寓意的应劭,过去未曾予以解说。检《礼记·礼运》记述所谓“小康”社会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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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郑玄注:康,安也。大道之人,以礼于忠信为薄,言小安者,失之则贼乱将作矣〕。[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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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氏之乱得以敉平,不谨于礼的在势者已经除去,天下重归于小康世界,这应该就是“元康”这一年号的寓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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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康元年(前65)三月,宣帝颁布诏书,庆贺近期内连续出现的“凤凰集泰山、陈留,甘露降未央宫”这些嘉瑞,喜不自禁地向天下臣民宣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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朕未能章先帝休烈,协宁百姓,承天顺地,调序四时,获蒙嘉瑞,赐兹祉福,夙夜兢兢,靡有骄色,内省匪解,永惟罔极。《书》不云乎?——“凤皇(凰)来仪,庶尹允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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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人颜师古为之笺释云:“《虞书·益稷》之篇曰:‘箫韶九成,凤皇(凰)来仪,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庶尹允谐。’言奏乐之和,凤皇(凰)以其容仪来下,百兽相率舞蹈。是乃众官之长,信皆和辑,故神人交畅。”[104]可见汉宣帝引述“凤皇(凰)来仪,庶尹允谐”这两句话,犹如是在为“元康”这一年号附加注脚;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为颁布“元康”年号而预先做出说明。盖“元康”这一年号,实际上是行用于颁布这道诏书的下一个月,亦即元康元年四月(参见本书附录3《改订西汉新莽历史年表》),前后恰好相互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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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甘露三年(前51)三月,召集诸儒议礼于石渠,宣帝“亲称制临决焉”[105],即可知汉宣帝其人固深于礼学者也,援用《礼记》此文以明其心志,自属情理中事。明朝人王祎著《大事记续编》,在“汉孝宣皇帝元康元年”下附有“解题”曰:“改元诛霍氏故也。”[106]或许早已看出其中的端倪。试看晋惠帝诛除势倾天下的权臣杨骏及其同伙之后,随即改启新元,同样也是名为“元康”[107],应信此言断非凿空虚语也。由此“元康”反观“地节”年号,前后相互映衬,尤易理解宣帝改元“地节”之微意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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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班固在《汉书·宣帝纪》篇末曾写有赞语云:“功光祖宗,业垂后嗣,可谓中兴,侔德殷宗、周宣矣。”[108]即谓汉宣帝的功德,足以与殷商高宗武丁和西周宣王媲美,后世亦沿之以为中兴圣主,有若光武帝刘秀之再造大汉王朝,如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即原封不动地移录了班固这一评价[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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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中兴”之“中”,今通行辞书如《辞海》《汉语大词典》之类皆读作平声,如中间之“中”,释“中兴”之语义为“中途振兴”,所说似乎不够确切。《诗·大雅·烝民》之诗序另有句云“美宣王也,任贤使能,周室中兴焉”,唐陆德明注此“中”字读音为“张仲反”[110],可知本应读作“仲”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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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以“中”通“仲”是秦汉以前通行的用法,而所谓“中兴”(仲兴)也就是“再兴”或“重兴”之义,清代初年人黄生即曾谈到过这一点[111],后来钱大昕对此也有所论述[112]。东汉桓帝延熹四年(161)上石的《西岳华山庙碑》,记宣帝庙号,书作“仲宗”[113],宋人洪适以为是“借仲为中”[114],实际上“仲”正应该是其本字,“仲宗”意即“仲兴之宗”[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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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所谓“中兴”(仲兴)云者,必谓世有衰乱复得重振,此即班固本人所说:“自古受命及中兴之君,必兴灭继绝,修废举逸,然后天下归仁,四方之政行焉。”[116]又昔司马光论人君之才有五,“中兴”列居其一,乃能“虽乱必治,虽危必安,虽已衰必复兴”[117],而如前面第三章所述,班固已自赞颂霍光“匡国家,安社稷”,俨然周公重生,阿衡再世,刘氏江山安然无恙,又何待宣帝“中兴”?孟坚所说,首尾横绝,两头都没有着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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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是依从前文所论,还原霍光专政擅权的本来面目,知昭帝以来神尧社稷不绝如缕,有若沦丧于异姓[118],则宣帝亲政,确实堪以“中兴”称之。明代初年人谢肃尝有《读〈霍光传〉》诗云:“废立县官翻覆手,中兴勋业更归谁?一封奏失人臣道,千古延年(案指前面第五节提到的劾奏霍光‘擅废立,亡人臣礼’的严延年)汉伯夷。”[119]所说中兴勋业,正是归之于宣帝成功结束了霍氏随意翻覆其手的弄权自专局面,而在这一过程当中,宣帝改元“地节”乃是重振圣刘炎汉的首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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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汉书》卷八《宣帝纪》,页235—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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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汉书》卷六八《霍光传》,页2947。案据《汉书》卷六〇《杜延年传》(页265),首先是由杜延年向霍光、张安世建议拥立宣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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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汉书》卷六三《戾太子传》,页2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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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汉书》卷九七上《外戚传》上,页3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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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清恽敬《大云山房文稿》初集卷二《读霍光传》,页3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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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吕思勉《秦汉史》第五章第十一节《巫蛊之祸》,页154—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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