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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王国维《屯戍丛残》《屯戍丛残考释》，见罗振玉、王国维合著《流沙坠简》（北京，中华书局，1993），页28、页118。案王氏考释20世纪初敦煌所见汉代木简，注意到其中一支简牍，文曰：“本始六年三月。癸亥朔。丁丑尽辛卯十五日。乙酉到官。”由此推论，“疑宣帝‘本始’之元，初亦因昭帝之制，六年而改，后更用四年递改之制”，最早勘破宣帝地节改元的奥秘，而这一支本始六年三月的简牍，到目前为止，仍是以“本始”年号纪年的文书、铭文中年代最晚的一件。这一年三月癸亥朔，则乙酉日已至本月第二十三天，临近月底，即使是把长安城宣布改元的文书传递到敦煌的时间，最大限度展宽，也不会超过两个月，故由“本始”改元为“地节”的时间上限，可以由此三月下旬上推两个月，即最早也不会早于这一年的正月下旬。至于其时间下限，可以由一件地节二年五月十四日在长安城制作的钱范来确定。这件钱范的情况，见赵晓明《西汉宣帝本始五年钱范的发现及其认识》一文，刊《文博》2005年第6期，页4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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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赵晓明《西汉宣帝本始五年钱范的发现及其认识》，刊《文博》2005年第6期，页4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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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党顺民、赵晓明《西安相家巷村新出西汉“五铢”钱陶范母调查研究》，刊《中国钱币》2005年第2期，页37—40。又赵晓明《西汉宣帝本始五年钱范的发现及其认识》，刊《文博》2005年第6期，页48—52。王泰初、马致远《西汉上林五铢陶质母范研究》，《钱币博览》2007年第1期，页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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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汉书》卷二一下《律历志》下，页1023—1024。王国维《屯戍丛残考释》，见罗振玉、王国维合著《流沙坠简》，页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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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汉书》卷八《宣帝纪》并唐颜师古注引应劭语，页245—246；又卷二七下之上《五行志》下之上，页1454；卷七五《夏侯胜传》，页3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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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汉书》卷七四《魏相传》，页3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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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清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灾异策免三公”条，页4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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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宋程大昌《演繁露》（北京，中国书店，2008，刷印民国陶湘刻《儒学警悟》本）卷五“汉三公”条，页9a。清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汉三公官”条，页4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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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汉书》卷六八《霍光传》，页2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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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汉书》卷二七下之上《五行志》下之上，页1452—1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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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汉书》卷七六《张敞传》，页3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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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汉书》卷七五《翼奉传》，页3173—3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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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汉书》卷八一《匡衡传》，页3333—3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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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汉书》卷七五《李寻传》，页3188—3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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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汉何休《春秋公羊经传解诂》（清道光年间扬州汪氏问礼堂仿刻宋绍熙辛亥建安余仁仲刊本）卷六，页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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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汉书》卷八《宣帝纪》，页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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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汉书》卷八《宣帝纪》，页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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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谢桂华、李均明、朱国炤合著《居延汉简释文合校》（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之第7·7A—B号简，页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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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陶元甘《居延汉简笺证》，页343—344。案陶氏谓当时派遣丞相史巡视边备，是“委任丞相魏相”，所说略有差误，据《汉书》卷七三《韦贤传》（页3107），霍光去世之后到地节三年期间的丞相为老臣韦贤，唯韦贤为人系以“质朴少欲，笃志于学”著称，汉宣帝自无须顾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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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汉书》卷五九《张汤传附子安世》，页2647—2649；又卷一九上《百官公卿表》上，页725；卷六八《霍光传》，页2952。参见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四汉宣帝地节二年四月戊申附司马氏《考异》，页805。又杨树达《汉书窥管》卷二，页119；又卷七，页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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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案张安世虽然曾被霍光授以车骑将军这一要职，但如同其委任杨敞为丞相一样，正是看中张氏处世谨言笃行这一品格，以便自己专擅朝政。寒斋藏明末写本佚名史评之“张安世”条（案此本无页码）谓张氏“匿名迹，远权势，定大政而不敢专，荐人才而不敢擅”，允称“无有作威作福”，评价甚为得当，宣帝本无须忌惮安世，而据《汉书》卷九七上《外戚传》上记载（页3964），张安世兄张贺本是卫太子家吏，在宣帝落难时“以旧恩养视皇曾孙甚厚”，故宣帝乃利用其既有权位来对付霍家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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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汉书》卷七四《魏相传》，页3134—3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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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汉书》卷八《宣帝纪》，页236—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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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汉书》卷八八《儒林传》，页3612—3613；又卷七五《夏侯始昌传》，页3154；卷三〇《艺文志》并唐颜师古注引东汉应劭语，页1707—1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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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清陈乔枞《三家诗遗说考》（南京，凤凰出版社，2005，影印《皇清经解续编》本）之《齐诗遗说考》卷五，页5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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