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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王莽时期，普遍更改各地郡县名称，而多着意于地名用字的音训，或者相通，或者相反[35]。当时，王莽系更改“海昏”为“宜生”[36]，推寻其意，应是把“海”字解作“众物所聚”之处，亦即“多”义，“昏”（昬）字通作“婚”或“缗”，不管多婚抑或多钱，终归都是“宜生”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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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憾的是，王莽做事儿很不靠谱儿，改地名更多是随心所欲，不管是不是合乎学理，我们现在论证这一问题，也不能单独用他的训诂做依据。回到我们所面临的问题上来，关键还是要仔细推敲一下当时的历史状况，是不是需要给刘贺戴上这样一顶“秽浊”“昏乱”的帽子来示众；同时还要看一下相近时期的人是怎样来看待“海昏”这一侯国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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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汉宣帝册封海昏侯的目的而言，前面已经谈到，他是要给这段历史一个终结性的交代，也就是尽可能给它画上个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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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封刘贺为海昏侯的诏书，《汉书》在《宣帝纪》和《昌邑王传》里都有记载，而文字略有不同。《汉书·宣帝纪》记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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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闻象有罪，舜封之，骨肉之亲，粲而不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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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人颜师古有疏释云：“粲，明也。殊，绝也。”[37]《汉书·昌邑王贺传》录此诏书的文字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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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闻象有罪，舜封之，骨肉之亲，析而不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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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人颜师古释之曰：“析，分也。殊，绝也。”[38]其实不管是认定哪一个版本，这道诏书体现的政治倾向都是积极的，是对废帝刘贺做出妥善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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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汉宣帝册封刘贺为海昏侯，改变其形如囚徒的生活状况，目的当然是安抚人心，稳定朝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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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去世之后，霍光专权，当时首先需要设法抚慰的就是以汉武帝诸子为首的刘家皇室成员。昭帝之初立，广陵王胥、燕王旦，都以年龄长大，顺序居先，对此非常不满，刘旦甚至“疑立者非刘氏”。而霍光对他采取的安抚措施，是“褒赐燕王钱三千万，益封万三千户”，同时亦“益封胥万三千户”。宣帝对牵连谋反的刘胥，不仅“有诏勿治”，而且还“赐胥黄金前后五千斤，它器物甚众”。即使如此，刘旦还是先与中山王、齐王合谋起事，最终又与盖长公主、上官桀、桑弘羊等谋反；刘胥也因祝诅皇帝事发而不得不绞颈自杀[39]。这些情况，充分反映出武帝去世之后，刘氏皇室成员对昭宣时期的皇位继承秩序和实际执政者的强烈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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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廷官员对这一问题的态度，前面第四章谈到的侍御史严延年，就很有代表性。另外，昌邑国中尉王吉，对国王刘贺之“动作亡节”本来颇有匡谏，后来在霍光废黜刘贺帝位时，虽“以忠直数谏正得减死”，没有随同其他二百多名昌邑国的臣僚一同遭下狱诛杀，却仍然被“髠为城旦”。为此，王吉“后戒子孙毋为王国吏”[40]，这也强烈显示出对朝廷处置方式的怨怼。适当安抚这些官员，也更有利于社会的安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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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很难设想汉宣帝还会刻意在侯国的名号上动歪脑筋，以此来羞辱耍弄一番废皇帝刘贺。要是真的这样做了，恐怕会有违其初衷而招致相反的效果，还不如不册封刘贺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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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子今在论述这一问题时，曾引据南齐“东昏侯”的事例作为旁证，以“二者名号之类同”，来说明自己看法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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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案王子今提到的这个“东昏侯”，讲的是南齐皇帝萧宝卷。与西汉皇室中清狂憨傻的刘贺相比，这位萧氏宝卷，才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宝贝皇帝，是南朝萧齐事实上的亡国之君。在其身后，齐国名义上虽尚有和帝宝融，在形式上暂且过渡于一时，但后来的梁武帝萧衍，当时即操持政柄军兵，已与国君无异，萧宝融不过是很短暂地做做样子的傀儡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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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所有的亡国之君一样，萧宝卷免不了荒淫暴虐，但如同清初人王夫之所云：“东昏之淫虐亦殊绝，而非他亡国之主所齿。”[41]亦即萧宝卷的荒淫暴虐，实在较其他亡国暴君都要严重很多。因而，以萧宝卷受封之“东昏侯”来做类比，确实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海昏”“东昏”二者，或俱属丑诋之名，用以彰显两人的罪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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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元朝学者胡三省注《通鉴》，诠释“东昏侯”得名的缘由，即云乃萧衍据以起兵的“荆、雍在西，谓帝以昏虐居东，故废为东昏侯”[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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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衍起兵时，身为雍州刺史，虽然是在齐国西北边地（雍州治襄阳），继而联结荆州的实力人物萧颖胄（当时南康王萧宝融，为持节督荆雍益宁梁南北秦七州军事、西中郎将、荆州刺史，萧颖胄任西中郎将长史），使雍、荆二州连成一片，同时又承认萧颖胄拥立的南康王萧宝融在荆州江陵称帝，作为共主。萧衍举兵东下，与建康城里的萧宝卷，呈东、西对立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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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封予萧宝卷以东昏侯时，是在他被新除雍州刺史王珍国等弑杀之后。当时，新帝萧宝融尽管还没有东迁，但和帝中兴元年（501）九月，萧宝融就不得不下诏授权萧衍，“若定京邑，得以便宜从事”[43]。这当然是萧衍势力日盛，不得不承认既成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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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十二月丙寅，萧衍便已兵入建康城中。三天后，亦即己巳日，通过所谓“皇太后令”，亦即以齐武帝萧赜长子文惠太子长懋妃王宝明“宣德太后”之“令”的名义，授予萧衍以“大司马、录尚书事、骠骑大将军、扬州刺史，封建安郡公，依晋武陵王遵承制故事，百僚致敬”，俨然一副准皇帝架势。就在这一天，同样是以“宣德太后令”的名义，宣布给予已故萧宝卷以“东昏侯”的名号[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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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不仅东西对峙的局面，消弭不复存在，而且以自己身在建康城中的缘故，由“在西”而改换成了“居东”，萧衍也没有理由再以“居东”抑或“在西”来做抑扬褒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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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进一步深入分析这一问题，还应该看到萧衍本来也没有把南康王萧宝融放在眼里。关于这一点，清人黄恩彤曾做过很好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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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初举兵，即以武王伐纣为说，不主废昬立明之议，又不迎请南康王正位襄阳，挟以号令，江陵推戴之举，皆萧颖胄主之，衍特不为异同而已，其意中未尝有和帝。故一旦攻下台城，独夫授首，举凡废置兴革诸大政，均以太后令行之，不用西台之诏，以示恩威悉自己出，人心咸知信向。因之攘取大物，易于探囊，皆其举兵时之成算也。[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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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此愈加可知，胡三省的说法很不合理，实际是不能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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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王子今解释“东昏侯”一称的贬义所在，是把“东”通作“童”字，谓其义乃“下愚”“无智”，而“童昏”二字搭配成词，古人本有成例，大略即“无智”“暗乱”的意思。愚案像这样的可能，当然也不能断然排除，但如同前面讲述的对“海昏”语义的直接判断一样，这只是一种纯逻辑上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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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解释，究竟是不是合乎历史实际？和对所有历史文献记载的解读一样，要仔细察看当时具体的历史背景，看看放到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是不是能够讲得通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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