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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所的王仁湘随即指出，就木牍上的文字而言，因仅存左侧似属偏旁的笔画，根据右边的残存笔迹，复原出来，应为“南藩海昏侯”。这个“藩”字的写法，与马王堆帛书上的“藩”字并无二致[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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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此之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庄小霞，复又针对木牍上的墨书提出，“南海”“南藩”都不如“南楚”更符合字形本身的结构，同时定作“南楚海昏侯”也更合理[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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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考察金饼上的“南藩海昏侯臣贺元康三年”云云墨书，首先需要辨析的是，对文字正确的释读，究竟是应该释作“南海”“南楚”，还是“南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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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海昏侯”之不符合情理，是因为海昏侯国既远离南方的大海，同时也与“南海”这一政区缺乏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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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研究者已经谈到，虽然秦朝和汉武帝时期都设立有南海郡，但秦汉南海郡的辖境，都限至在以今广州为中心的岭南东部地区，与豫章郡内的海昏，相差遥远，更绝无统属关系，所以刘贺不会用这个南海郡来称谓自己的侯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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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汉高祖十二年（前195），刘邦以“南武侯织亦粤（越）之世也，立以为南海王”[98]。此前一年，刘邦刚刚以赵佗实际控制的包括南海郡在内的秦岭南三郡之地，封授赵氏为南粤（越）王[99]。故如汉魏间人文颖等后世学者，或以为此南海王国系“遥夺佗一郡”，亦即以岭南之南海郡，虚封给南武侯织这个人，实际上“织未得王之”[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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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清人全祖望有弟子尝谓“但读诏文，则织当是无诸之族，盖亦必以功而封，岂竟无寸土而虚命之者”？这位弟子就此请教乃师，全氏答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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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之，无诸之族，则必其种落东与闽越相接，西与尉它（德勇案：即指赵佗）相接，而其所据南武之地，盖在南海境中有犬牙交错者，故以南海为国而王之。文颖以为虚封，不知文帝时明有南海王反，见于《淮南王安传》。《传》曰：“前此南海王反，先臣使将军间忌击之，以其军降，处之上淦。后复反。”是非虚封可知矣。《淮南王长传》亦有曰“南海王织以璧帛献皇帝”，是未灭时；又曰“南海民处庐江界中反”，则既迁之后也。盖其地在今汀、潮、赣之间，以其为无诸之族，则知其近于今之汀；以其所封为南海，则知其近于今之潮；以其迁于庐江之上淦，则知其近于赣。文颖读《史》《汉》不审而以为虚封。[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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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 清乾隆三十年万福杭州原刻本《经史问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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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诸为闽越王，故全氏以为南海国的封地应当东与闽越故地相邻，南与赵佗控制的南越地域相接，是则其地必在今江西南部、福建西南部与广东北部之间地带。依据淮南王刘安在汉武帝时期的描述，其地多属谷深林密的山地[102]。若是用汉代的行政管辖区域来表示，则如周振鹤所云：“其地当在闽越、南越、淮南三国间。”[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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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全祖望所说汉文帝时南海王反叛事，分别见于《汉书·淮南王长传》和《汉书·严助传》，而非《淮南王安传》，全氏记忆稍欠准确。以《汉书·淮南王长传》和《汉书·严助传》两相参证，可知此番南海王反叛，事在文帝之时[104]，而反叛平定之后，汉廷将南海王国故民或迁徙于庐江，或迁徙于上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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庐江为郡名，依据《汉书·地理志》载录的汉末数据编绘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绘制其辖界在长江以北，南与海昏侯国所在的豫章郡毗邻。而若依照周振鹤的研究，西汉初年的庐江郡，则位于大江以南，其南界大致在鄱阳与南昌之间[105]。上淦具体位置不详，但淦水经西汉豫章郡新淦县（今江西清江），东流汇入湖汉水[106]，亦即注入今之赣江，故依据地名命名通例和当地的地势与水流形势，应在新淦西侧不远的地方。若是依照周振鹤的看法，则上淦在西汉余汗县境内，而且庐江郡的东南边界也已南推至此地以南[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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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怎样落实庐江的辖界和上淦的位置，其地都已经距离海昏侯国较近，甚至完全有可能覆盖海昏侯国所在的区域。从这两个地区都已经接受南海国遗民的情况来看，海昏侯国或亦同样安置有南海国移入的居民。这是海昏其地，最有可能与“南海”一名发生联系的因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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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这些迁入庐江、上淦及其毗邻地区的南海国属民，本来如上所述，实属“无诸之族”，亦即闽越之人，《汉书》对此有清楚记载[108]。汉廷将其迁离故土，意在强化控制，故“南海”一名并无丝毫荣耀，刘贺即使头脑不够清醒，也不大可能将其冠加在自己侯国的名称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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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仁湘重新揣度木牍上墨书的文字，将其判读为“南藩”，称“奏牍上的文字释读为‘南藩海昏侯’比‘南海海昏侯’更有说服力”，同时以为“南藩即南方的藩国”。但这又带来一个新的问题，这就是就目前所见传世典籍的用例而言，西汉当时人是以“藩”字特指边地外夷等附属之国（如北边的匈奴和汉初岭南的南越国），或是本朝封授的诸侯王国，诸如海昏侯这样的区区“列侯之国”未尝预身其间，通常并不以“藩”相称，或是以“藩”自名；也就是说，按照当时人的一般习惯，刘贺在远封海昏为侯之时，实际不具备称“藩”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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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5 王仁湘复原的海昏侯墓出土残木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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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小霞正是在清楚指出“以刘贺当时的身份和地位，应该是没有资格自称‘南藩’”这一前提之下，才将木牍上的文字别释为“南楚海昏侯”。这样一来，“南楚”之称就非常契合司马迁所说“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是南楚也”这一地理方位[109]，其文义看起来要比“南海”或“南藩”都更为顺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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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一问题，首先需要明确，王仁湘和庄小霞的研究，都仅仅是针对木牍上的文字。这是因为从目前所公布的照片来看，金饼上的文字，模糊不清，实在难以辨识。针对王仁湘释读木牍辨认出来的“南藩”，国家文物局派驻海昏侯墓考古专家组组长信立祥，后来在不止一种场合，进一步强调指出，金饼上的“南海海昏侯臣贺元康三年”云云字样，是依据四块金饼上的墨书拼凑起来的，而金饼上的文字毫无疑问是书作“南海”[110]。可是，是不是真的这样“毫无疑问”，我是深表怀疑的。因为这既难以解释“南海”这一地理名词的含义，同时又与木牍上残存的“南□”（原文此处为□）字迹的笔画，存在明显的抵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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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待各种古代的铭文，首先需要尊重其原本的写法。在此基础之上，才能展开解读。对于绝大多数无法直接接触海昏侯墓出土墨书金饼原件的“局外人”来说，通过已经公布的照片，既然根本无法辨识其文字写法，目前就只能暂且将其搁置不问，还是先单纯就木牍上残存的字迹，加以察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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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读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五色炫曜——南昌汉代海昏侯国考古成果》一书中的照片，我是更加赞同王仁湘的见解，知其“南”下一字残画显示，这个字不会是“海”字，同时与庄小霞指认的“楚”字，也有很大差别，还是应当读为“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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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海昏侯的“昏”字，原来的字形系写作“昬”，王仁湘所做的复原，也呈“昬”形，这正是因避忌唐太宗的名讳而改变字形之前的本字。后来东汉光武帝复封海昏侯国，在桓帝永寿二年（156）底故世的大宦官中常侍、长乐太仆、吉成侯州辅墓碑的背阴题名，有“故海昬侯相谢 ”[111]。另外，西晋司马彪撰写的《续汉书》，流传至今的版本，就连中华书局的点校本，都还保留着“海昬”的写法[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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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情况，显示出至少就刘贺这一侯国的正式名称而言，当时还是应该写作“海昬”。不过以“昏”代“昬”已经行世甚久，现在一般也就还是从俗写成“海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