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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小霞正是在清楚指出“以刘贺当时的身份和地位，应该是没有资格自称‘南藩’”这一前提之下，才将木牍上的文字别释为“南楚海昏侯”。这样一来，“南楚”之称就非常契合司马迁所说“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是南楚也”这一地理方位[109]，其文义看起来要比“南海”或“南藩”都更为顺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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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一问题，首先需要明确，王仁湘和庄小霞的研究，都仅仅是针对木牍上的文字。这是因为从目前所公布的照片来看，金饼上的文字，模糊不清，实在难以辨识。针对王仁湘释读木牍辨认出来的“南藩”，国家文物局派驻海昏侯墓考古专家组组长信立祥，后来在不止一种场合，进一步强调指出，金饼上的“南海海昏侯臣贺元康三年”云云字样，是依据四块金饼上的墨书拼凑起来的，而金饼上的文字毫无疑问是书作“南海”[110]。可是，是不是真的这样“毫无疑问”，我是深表怀疑的。因为这既难以解释“南海”这一地理名词的含义，同时又与木牍上残存的“南□”（原文此处为□）字迹的笔画，存在明显的抵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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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待各种古代的铭文，首先需要尊重其原本的写法。在此基础之上，才能展开解读。对于绝大多数无法直接接触海昏侯墓出土墨书金饼原件的“局外人”来说，通过已经公布的照片，既然根本无法辨识其文字写法，目前就只能暂且将其搁置不问，还是先单纯就木牍上残存的字迹，加以察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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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读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五色炫曜——南昌汉代海昏侯国考古成果》一书中的照片，我是更加赞同王仁湘的见解，知其“南”下一字残画显示，这个字不会是“海”字，同时与庄小霞指认的“楚”字，也有很大差别，还是应当读为“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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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海昏侯的“昏”字，原来的字形系写作“昬”，王仁湘所做的复原，也呈“昬”形，这正是因避忌唐太宗的名讳而改变字形之前的本字。后来东汉光武帝复封海昏侯国，在桓帝永寿二年（156）底故世的大宦官中常侍、长乐太仆、吉成侯州辅墓碑的背阴题名，有“故海昬侯相谢 ”[111]。另外，西晋司马彪撰写的《续汉书》，流传至今的版本，就连中华书局的点校本，都还保留着“海昬”的写法[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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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情况，显示出至少就刘贺这一侯国的正式名称而言，当时还是应该写作“海昬”。不过以“昏”代“昬”已经行世甚久，现在一般也就还是从俗写成“海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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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6 清同治十年洪氏晦木斋刻本《隶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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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实际字形，将木牍上的文字读为“南藩海昬（昏）侯”，就需要对这种不同寻常的用法，做出必要的解释[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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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汉代人行文，固然多以“藩”字用作“藩国”，亦即周边附属的其他邦国，或是国内诸侯王国，但除了这种特指的情形之外，作为普通名词，“藩”字也还有自己独立的语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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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云：“价人维藩，大师维垣。大邦维屏，大宗维翰。怀德维宁，宗子维城。无俾城坏，无独斯畏。”自荀子起，即“以价人为士，大师为民”，而“价人”意即善人，“大师”意即大众，再结合下文释作“群宗之子”的“宗子”[114]，刘贺以汉武帝嫡孙的身份，自有道理以皇室之“藩”相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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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海昏侯墓中已经初步清理的很少一部分简书文字，其中就包含有《礼记》《论语》这样的儒家经典，可知在刘贺所受皇室教育当中，自宜包括《诗经》在内。实则昌邑王师王式本已明言：“臣以《诗》三百五篇朝夕授王。”[115]而且其郎中令王遂在劝谏刘贺时，还讲过“大王诵《诗》三百五篇”这样的话[116]。对比汉宣帝刘病已自幼生长于民间，尚且得以“师受《诗》《论语》《孝经》”[117]，尤其是《汉书·宣帝纪》特别强调他“受《诗》于东海澓中翁”的情况[118]，更容易理解《诗经》在皇室教育中的普遍性和重要性，从而可知刘贺可能会很自然地做出这样的理解和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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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庄小霞在文中提出的“刘贺封为海昏侯的所在之地海昏县并非处于边境”，因而从地理位置上似乎也不宜以“南藩”称之的问题，我想也可以再加斟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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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已经谈到，汉宣帝册封刘贺为海昏侯，就是本着将“废放之人屏于远方”的意图，令其“不及以政”。基于这一政治意图，海昏侯国所在的位置，自应处于边荒僻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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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海昏侯国所在的豫章郡，在西汉后期，其辖地几乎相当于今江西省全境。据葛剑雄基于《汉书·地理志》所做推算，直到西汉末年，其全郡平均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仅有2.12人[119]。地广人稀，好多地方还是一派原始的自然景观。实际上汉代的人口，从汉宣帝时期到《汉书·地理志》记载的西汉末年，已经有了很大幅度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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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7 西汉东部部分地区元始二年人口数量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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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每个黑点表示1万人，取自程光裕等主编《中国历史地图》[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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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昌邑国改为山阳郡之后，在宣帝元康年间（前65—前62）前后，有“户九万三千，口五十万以上”[121]，而在《汉书·地理志》中载述的西汉末年户口数字，为“户十七万二千八百四十七，口八十万一千二百八十八”[122]，增长幅度巨大。由此推论豫章郡的人口，当刘贺受封为海昏侯之际，自当更为稀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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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透过属县的分布情况，还可以看出，其人口之稀疏，以及开发之微弱而不足称道，是愈南愈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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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豫章郡的东面，为闽越、东瓯人聚居区，南面为南越人聚居区，自属蛮夷之地。今浙江南部的“东瓯”和今福建地区的“闽越”，在西汉都隶属于会稽郡管辖。西汉在会稽郡设有一“东部都尉”[123]，扬雄《解嘲》称道大汉天下“东南一尉，西北一侯”，曹魏孟康释“东南一尉”即此“会稽东部都尉也”[124]。控制着东瓯和闽越这一广大区域的东部都尉，虽然在形式上还隶属于会稽郡下，但如《汉书·冯奉世传》如淳注引《汉注》所云：“边郡置都尉及千人、司马，皆不治民。”[125]从而可知这一东部都尉的实际功能，只是用以“镇抚二越”[126]，亦即管控东瓯和闽越。治理方式如此特殊，就是基于其主体居民的蛮夷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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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秦末汉初南越国所在的岭南地区，更是终汉之世，一直在北出南岭的通道上设有关口，如南海郡北部的洭浦关、苍梧郡北部的谢沐关[127]，就是如此。这显示出朝廷对南北往来的限制，以及岭南地区的特殊性。这同样与其蛮方夷族之区的属性具有密切关系，即如南越王赵佗致书汉文帝，便径以“蛮夷大长老夫臣佗”自称[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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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因为如此，在西汉初年分封诸侯王国的时候，称各个诸侯藩国分别列置于汉廷直属诸郡的北、东、南几个方面，“周匝三周，外接胡越”[129]，即把邻接胡越作为藩封之国的一项重要标志。具体到海昏侯国所在的豫章郡，它在秦楚之际和西汉初年，本来是淮南王国的辖地[130]，亦即旧属南藩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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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了汉、越诸族上述分布形势，就很容易理解，刘贺身居豫章之郡，自可类比旧日成规，把自己的侯国模拟为限阻蛮夷的藩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