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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7 西汉东部部分地区元始二年人口数量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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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每个黑点表示1万人,取自程光裕等主编《中国历史地图》[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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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昌邑国改为山阳郡之后,在宣帝元康年间(前65—前62)前后,有“户九万三千,口五十万以上”[121],而在《汉书·地理志》中载述的西汉末年户口数字,为“户十七万二千八百四十七,口八十万一千二百八十八”[122],增长幅度巨大。由此推论豫章郡的人口,当刘贺受封为海昏侯之际,自当更为稀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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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透过属县的分布情况,还可以看出,其人口之稀疏,以及开发之微弱而不足称道,是愈南愈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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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豫章郡的东面,为闽越、东瓯人聚居区,南面为南越人聚居区,自属蛮夷之地。今浙江南部的“东瓯”和今福建地区的“闽越”,在西汉都隶属于会稽郡管辖。西汉在会稽郡设有一“东部都尉”[123],扬雄《解嘲》称道大汉天下“东南一尉,西北一侯”,曹魏孟康释“东南一尉”即此“会稽东部都尉也”[124]。控制着东瓯和闽越这一广大区域的东部都尉,虽然在形式上还隶属于会稽郡下,但如《汉书·冯奉世传》如淳注引《汉注》所云:“边郡置都尉及千人、司马,皆不治民。”[125]从而可知这一东部都尉的实际功能,只是用以“镇抚二越”[126],亦即管控东瓯和闽越。治理方式如此特殊,就是基于其主体居民的蛮夷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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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秦末汉初南越国所在的岭南地区,更是终汉之世,一直在北出南岭的通道上设有关口,如南海郡北部的洭浦关、苍梧郡北部的谢沐关[127],就是如此。这显示出朝廷对南北往来的限制,以及岭南地区的特殊性。这同样与其蛮方夷族之区的属性具有密切关系,即如南越王赵佗致书汉文帝,便径以“蛮夷大长老夫臣佗”自称[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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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因为如此,在西汉初年分封诸侯王国的时候,称各个诸侯藩国分别列置于汉廷直属诸郡的北、东、南几个方面,“周匝三周,外接胡越”[129],即把邻接胡越作为藩封之国的一项重要标志。具体到海昏侯国所在的豫章郡,它在秦楚之际和西汉初年,本来是淮南王国的辖地[130],亦即旧属南藩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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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了汉、越诸族上述分布形势,就很容易理解,刘贺身居豫章之郡,自可类比旧日成规,把自己的侯国模拟为限阻蛮夷的藩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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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西汉时人所说藩国,未必一定要濒临汉朝的国界。例如,淮南王刘安,其封国不过九江一郡,地处江淮之间,尚在豫章郡之北很远,且东面距海,还间隔有广陵,而刘安就对汉武帝称“幸得为陛下守藩,以身为鄣蔽”[131]。又如中山靖王刘胜,封国仅有常山郡东部,绝不毗邻任何边地,而刘胜其人亦以“东藩”自居[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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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关于“南藩海昏侯”这一自称,我们还必须注意到一点,这就是如同前面第四章所述,刘贺其人,本来就以“清狂不惠”著称,思维和行事都存在明显的缺陷,不宜完全按照正常人的通行做法,来判断这一称谓是否得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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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以金饼上的墨书文字而言,前面已经谈到,本来在封授他为海昏侯的时候,朝廷已经明确宣布,像他这样的“嚚顽放废之人,不宜得奉宗庙朝聘之礼”,而褫夺其参与宗庙祭祀权利的目的,是不让他有机会与各地王侯直接接触。然而金饼上墨书的“南藩海昏侯臣贺元康三年”云云字样,却显示出这些金饼正是刘贺准备献给宗庙祭祀的酎金,这就纯属不明世事的痴心妄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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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让我们来看看他受封为海昏侯后,由食邑四千户而招致“削户三千”的缘由,就完全可以理解,对于刘贺来说,弄出这些“酎金”并书写“南藩海昏侯”云云,是很正常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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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就国豫章。数年,扬州刺史柯奏贺与故太守卒史孙万世交通,万世问贺:“前见废时,何不坚守毋出宫,斩大将军,而听人夺玺绶乎?”贺曰:“然,失之。”万世又以贺且王豫章,不久为列侯。贺曰:“且然,非所宜言。”有司案验,请逮捕。制曰:“削户三千。”[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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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刘宋时人雷次宗,于宋文帝元嘉六年(429)撰有一部《豫章记》,书中述及海昏县城在昌邑“城东十三里,县列江边。名慨口,出豫章大江之口也。昌邑王每乘流东望,辄愤慨而还,故谓之慨口”[134]。这里所说刘贺来到豫章海昏之地以后,“每乘流东望,辄愤慨而还”,当然有很多传说的成分,但当地能够有这样的故事流传,就应该与刘贺这种浑然不明事理的心态具有直接关系[135]。既然还存有恢复诸侯王身份并在豫章郡受封建国的非分之想,其意图重新参与宗庙朝聘之礼,自然不足为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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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脑憨傻到如此程度,若是使用正常人通常不会采用的“南藩”一称,似乎也是合情合理的事情。虽然有些傻,但我们还是要尊重他自己认定的身份和他自己的写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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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此痴心妄想的刘贺,更不会想到,在他死亡之后,海昏侯国也遭遇了“国除”的惩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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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8 海昏侯墓出土伎乐木俑[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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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宣帝神爵三年(前59),命运多舛的海昏侯刘贺,走到了生命的终点[137]。这一年,他的年龄大概在33岁到34岁之间[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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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刘贺这样的列侯,也就是汉武帝之前所说的“彻侯”,按照汉朝的通制:“疾死置后者,彻侯后子为彻侯。”[139]因而在正常情况下,当然要由他的儿子来继承侯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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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昌邑王传》记述刘贺去世后史事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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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章太守廖奏言:“舜封象于有鼻,死不为置后,以为暴乱之人不宜为太祖。海昏侯贺死,上当为后者子充国;充国死,复上弟奉亲;奉亲复死,是天绝之也。陛下圣仁,于贺甚厚,虽舜于象无以加也。宜以礼绝贺,以奉天意。愿下有司议。”议皆以为不宜为立嗣,国除。[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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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豫章太守固然是在奉迎上意,但刘贺的两个儿子刘充国和刘奉亲紧随其后,相继离世,似乎有些离奇,这也很容易让人心生疑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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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揣度当时的政治形势,在这当中倒不会有什么政治阴谋,更有可能是这一家子几口人同时感染了某种比较严重的流行性疾病。考古工作者在刘贺遗体的腹部,发现有香瓜子存在,这反映出他逝世的时候,应该是在夏季香瓜成熟的季节,而在这样的季节,传染性疾病更容易迅速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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