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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6 海昏侯墓出土西周时期铸造的青铜提梁卣[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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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上述文字内容而言，我感觉汉武帝这件齐桓公十年的“故铜器”，恐怕只是一件很普通的生活用具。若是作为珍藏的古代宝物，并且成为当时的一种社会时尚，那么，汉武帝本人和宫中其他能够接触到它的人，对其制作年代和珍贵之处，理应尽皆知悉，何须特地“案其刻”始得辨识所属年代？又何须将李少君视之为神？显而易见，对刘贺等汉朝人是不是如此郑重地把两周铜器当作一种古董来收藏、鉴赏，还需要做出更为具体的研究[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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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以海昏侯墓中出土的这几件两周铜器的存放地点而言，至少其中一件西周时期铸造的青铜提梁卣和东周时期铸造的青铜缶，考古发掘者说是被安置在北藏椁东部所谓“酒具库”内，与其他各种西汉时期制造的普通铜制酒器混同一事[15]，就没有显现出高级古董的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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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出土文物，往往不能简单地用来直接解释历史人物和历史活动，更不宜简单地用某一具体的实物率尔否定像《史记》《汉书》这类正史记载的史事。海昏侯墓的发现，墓中出土的大量文物，对历史研究的促进作用将是巨大的，但学问需要平心静气地一点儿一点儿地做，要花费很多工夫，才能推动学术研究取得进步。对古代器物的研究是这样，对历史人物和历史活动的研究，更需要潜心积累，不要过多指望依赖某一新的发现来陡然改写什么、颠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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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关于孔子生年的问题，据云海昏侯墓出土的所谓“孔子屏风”，又提供了不同于以往的全新说法。一些人为此兴奋不已。其实传世文献中关于孔子生年的两种主要说法，一为鲁襄公二十一年（前552）说，出自《公羊传》和《穀梁传》；一为鲁襄公二十二年（前551）说，出自《世本》和《史记》。这两种说法出现的年代，都不比这个镜背上的铭文晚，而前人聚讼纷纭，莫衷一是，始终也没有一个清楚的说法（而今官方选定后者，也只有行政权威，并没有可信的学术认证）。随便翻检一下清人孔广牧的《先圣生卒年月日考》，就可以了解前人讨论此事的复杂程度，这绝不是在刘贺的墓穴里找到一个屏风就能够轻易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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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7 清光绪刻本《先圣生卒年月日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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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海昏侯墓出土的文物和文字铭文、简牍文书，只能进一步丰富我们对西汉历史以及其他相关历史问题的认识，而不能甚至根本无须期望对《汉书》记载的有关刘贺的基本史实做出什么翻案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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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国古代自春秋战国以来的历史，其中绝大部分问题，最重要的基础，还是传世基本文献。传世典籍与考古新发现（包括新出土文字史料在内）的关系，总的来说，类同主干与枝叶，首先把握住主干，才能更好地梳理清楚枝叶。研究者不宜抱持对立的态度看待二者，更不宜颠倒主次关系，以为所有的问题都要依赖考古发现来重新证实，以为新发现的一定就是更好的，动辄就想用后者来颠覆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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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8 海昏侯墓出土青铜蒸馏器[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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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样的原则，至少也适用于一部分古器物的研究。例如，海昏侯墓出土一件以铜为材质的所谓“蒸馏器”，主持发掘的学者根据其中存有芋头的残留物，就向社会大众发表看法，提出这很可能是用以蒸馏制作烧酒，希望因此而将中国制作蒸馏酒的历史提早一千多年。相关考古工作者通过各种形式面向社会公众来介绍发掘的情况，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但正如发掘者所说，这是一项非常严肃的学术工作，考古不能被娱乐化。在向非专业人士介绍一些新的重大见解的时候，由于受众对学术研究的相对性，通常缺乏足够的认识，若是不能保持足够的警惕，就很容易在社会上造成“娱乐化”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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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喝蒸馏酒、也就是白酒的人，很容易明白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喝酒是有瘾的，因而，人们一旦掌握制作蒸馏酒的技术并品尝到这种高度酒的美味，这种技术是绝不可能失传的。那么，西汉时期若是已经能用此物蒸馏出白酒，又何待一千多年之后重新从西域传入蒸馏制酒技术？这未免太悖戾常理了。其实类似的器物，过去已经有过发现，例如上海博物馆即收藏有一件东汉时期的所谓“青铜蒸馏器”，但孙机已经对其做过具体的考辨，以为其用途尚不明确，无法认定是用以蒸馏制酒，故仍维持传世文献记载的元朝始用蒸馏酒说。[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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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历史文献的清楚记载和这些已有的研究成果，我想，与其动辄揣测通过这件器皿来改写中国制作蒸馏酒的历史，不如更好地对比上海博物馆等处收藏的类似器皿，梳理同类器物的演变序列，以更好地认识和把握其功用和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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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遵循正确的研究路径，海昏侯刘贺墓葬的考古发现和研究，必将带给人们更丰富，同时也更具体、更准确的认识。随着清理和研究工作的深入，在很多具体问题上，一定会带给我们诸多惊喜。另一方面，这些具体、生动的古代实物，也必然会激发起人们了解古代历史文化的浓厚兴趣，同时也提出更多细致的问题，等待考古学者和历史学者予以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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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有很多学者，并不认同上述看法。但不管怎样，面对海昏侯墓这一重大考古发现，面对社会各界的强烈关注，我希望这本匆匆写成的小书[18]，能够为大家了解刘贺其人其世提供一个初步的基础，对进一步认识和研究很多相关的问题，能够有所帮助；也希望能够随着海昏侯墓出土文物、文献的公布和研究，有机会进一步补充完善此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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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6月30日晚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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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杨宽《中国古代陵寝制度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下编第三节《秦汉陵墓考察》，页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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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汉书》卷九《元帝纪》，页283—284。案《汉书·元帝纪》记云“乙未晦”，但乙未为本月十一日，非晦日，张文虎《舒艺室随笔》卷五（页114）对此已有考订，据《汉书·五行志》等，定“晦”字为衍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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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汉书》卷九《元帝纪》，页283—284；又卷一五下《王子侯表》下，页493；卷六三《武五子传·昌邑王髆附子贺》，页2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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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汉书》卷一五下《王子侯表》下，页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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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汉书》卷一五下《王子侯表》下唐颜师古注，页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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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案《汉书》卷九九中《王莽传》中（页4119）记始建国二年十一月，立国将军孙建奏“诸刘为侯者，以户多少就五等之差，其为吏者皆罢，待除于家”，即归入新室重定五等爵制之内，而不是废除刘氏侯爵。故实际情况，可能比较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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