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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尚书左仆射：理论上是实职，但南宋的实职（本官）也已经虚化。左仆射仅仅作为诸位同平章事中首相的象征，但前提是有同平章事这个差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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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政事堂议事以及轮值政府正印的资格，加上才是真宰相，宋初无定员，后惯例加于左、右仆射为首相和次相。这便不是一个职官，而是差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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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枢密使：最初枢密院长官单列，南宋以来常由宰相兼任，枢密院的日常事务则由副官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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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官至极品的例子，三品以下的官员就没那么多荣誉加衔，一般就三个职务：虚衔、本官、差遣。虚衔是级别，本官是正式编制，差遣是临时指派的岗位。这个所谓的临时往往有个三四年，后来逐渐形成任期制度，所以天下的地方官均为权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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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一个武将的例子：少保、武昌郡开国公、镇宁、崇信军节度使、太尉、枢密副使、京西湖北东路宣抚使、神武后军都统制岳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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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少保：正一品荣衔，和秦桧的太师一样，只不过岳飞三十多岁就被搞死了，多活几年应该也有机会混个太师当当。尽管岳飞从没当过真宰相，但由于有了少保虚衔，也被尊称为岳相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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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武昌郡开国公：爵位，同上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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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镇宁崇信军节度使：在唐朝令皇帝闻风丧胆的节度使，不过放心，在宋朝只是武将常见的从二品虚衔，没有任何实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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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太尉：宋初太尉是仅次于太师，高于太傅的正一品荣衔，后不设。南宋作为最高武衔，正二品。和秦桧一样，当阶官分别超过了文官和武将的极品后，就开始加正一品荣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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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枢密副使：枢密院副官，岳飞曾短暂出任，但由于没有加参知政事，所以也并非真宰执，更多只是个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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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京西湖北东路宣抚使：战时设置的地方长官，由朝廷派出协调相当于今河南、湖北两省的一切军政事务。按理说这种职务比汉刺史、唐节度使实权更大，但由于宋朝的社会基础进化后，并未出现过地方官专权。有些现代人设想岳飞有机会在鄂州自立，其实他的基础比吴曦都还差得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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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神武后军都统制：差遣。神武后军这支部队的军事长官，直接率领该部，这才是岳飞的实际工作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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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他们还有一些上柱国、大将军之类的勋官，不过在宋朝实在没什么用，一般的史料都懒得记载了，只有司马光在自己作品上署名时才会一个不落地写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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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宋朝是不是真的冗官冗兵？先用数据说话，据《元丰类稿·议经费》：“景德（宋真宗年号）官一万余员，皇祐（仁宗）二万余员，治平（英宗）并幕职州县官三千三百余员，总二万四千员。”也就是说宋朝官员大约二万，而总人口约一亿，官民比约1
:5000，这实在是一个非常低的官民比。那为什么总有人说冗官呢？无非是官制复杂，很多人一看眼晕，便产生了一种官很多的错觉。但实际上一个人就要加七八个官衔，所以官名虽多，当官的人却未必真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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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有人会说，虚衔晋升太易，“高官”太多，国家财政负担就会很重；职务与级别分离，容易造成实职任免的随意性。或许还有人说，当官的怎么升降关系老百姓啥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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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个关系可就大了。组织人事是一个公共管理体系最重要的结构基础，优秀的吏治才能产生清明的政治环境，才能向社会提供更优质的公共服务。相信智力正常的人民都愿意略付一点高价购买更优质的公共服务，而不会吝惜那么一丁点官俸忍受更低水平的公共服务。难道您希望您花钱买的芯片越来越贵，结构越来越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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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宋朝这套官制到底好在哪儿？不妨与后来清朝实施严格的品级与职务来略作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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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解决官员后顾之忧。宋朝官员品级不受职务限制，大多数官员可以专心工作而不用将太多心思放在升迁上，年资一到或立下功勋自然可以升迁，而无需为了争抢有限的职位，万人挤独木桥，成天勾心斗角不干实事。而且一般人当官，无故不能降级，那么采取虚衔、本官只升不降，差遣能上能下，就能避免尸位素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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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增强机构设置的灵活性。在机构设置和改革中，最敏感的就是职务增减。清朝职务和品级挂钩，如果想进行机构改革，撤并一些部门，势必会减少职务，造成一些官员无处安放。所以后来清朝搞机构改革，增加容易，减少则难上加难，结果只能越改越臃肿。宋朝将职务和品级脱钩，撤并机构时尽管会减少职务，但官员的品级不会因此降低，阻力相对就小得多，整个机构设置的灵活性都会强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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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减少议事中的奴性。可能有人会觉得有点莫名其妙，品级和职务脱钩就能减少官场上的奴性？没错，官场上有奴性很难免，但好的官制确实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减轻。先以后来的清朝为例，假设您是一个部门的长官，部门召开常务委员会议事时，您的职务最高，具体工作就由您负责，您的品级（资历）也最高——那还有什么好讨论的，直接您说了算不就行了？常务委员会制本是中华帝国的一个优秀创举，既可以集众智，又可以限制长官擅权。但如果形成一言堂，那会议的实质就会偏离议事本身，成了比官大，谁官大谁说的就对。而且常务委员会作为决策集体，比个人权威更高，一旦形成一言堂，不但不制约长官，反而会扩大个人权威，部门内设的权力监督和制约都会形同虚设，久而久之整个官场乃至全社会都会弥漫着越来越强的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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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宋朝官员品级和实职分离，假设您接受某重要差遣，但由于年资不深，可能有些年长的副官比您虚衔、本官更高，那到底谁官大呢？这说不清楚。所以，我们不比官大，就事论事。更重要的是，官阶和差遣脱钩，下属的品阶由转迁之制，而不由长官随意差遣，所以无需依附于长官，这样就极大地避免了奴性。因此汉唐的张释之、魏征还只是偶然出现，而宋明士大夫诤言直谏却蔚然成风，这既是社会进步使然，宋太宗创制的这种优秀官制也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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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减小官员晋升难度。中华帝国结构庞大，但相信绝大多数人还是低估了这种庞大的程度。二十个品级，若逐级晋升，几时能入中枢？算您三十岁中进士，由从九品登仕佐郎开启仕途，每三年升一级官，也要七十八岁才能升到从二品的签署枢密院事，有资格到政事堂去坐最后一把交椅。上面还有同知枢密院事、知院事、参知政事、同平章事，同平章事还分昭文、国史、集贤三级。寿星您还要继续攀爬吗？而且如果实职还是有限的，是否还能保证每三年升一级？霍去病是皇帝的侄儿，还被卡在骠骑将军这一级，绝大多数人恐怕从九品就要被卡死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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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不要小看这个问题，这意味着社会阶层的流动性偏弱。中华帝国尤其是宋明社会最优秀的政治传统就是全社会参政机会，但如果晋升层级过多，难度过大，事实上就会有效防止来自底层的优秀人才进入上层。到最后您就会发现：草根阶层寒窗苦读，怀着经世济民的理想踏上官场，但就算以最快速度升迁，须发皆白亦只能止步于四五品而已，唯有那些勋贵世家才能以连续不断的破格晋升挺进上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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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太宗巧妙地打破这种藩篱，使更多的草根阶层早日挺进中枢机构。譬如名相寇准，三十岁时名动天下，便准备任用为宰执，但他当时职官仅至从六品尚书虞部郎中，按转迁之制，就算大跨步破格提拔，也最多到从四品左谏议大夫。可如果再加上枢密副使这个相当于正二品的差遣，便可参议白虎节堂，承担宰执的实际工作。而论虚衔品级，岳飞十八岁从军，二十七岁授刺史，三十一岁做节度使，三十八岁为正一品少保。他显然没有逐级晋升，而是以功劳大小确定每次晋升跨越的级数。只有这样才能使底层人士有以才华或功高挺进高层的机会，形成全社会的良性互动，而不是被某些世家始终把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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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国家的重点在于吏治，搭建好优秀的公共管理体系组织架构，才能源源不断地输出优质的公共服务。而宋太宗，他非常凑巧地站在这样一个历史节点上：既终结了五代乱世，突破了中国社会发展至隋唐的瓶颈，又构建起一套规范的国家体系，社会生产力又处于一个飞跃的前夜，他将为这个伟大的民族带来一个怎样的巅峰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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