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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五四」和建黨時期的陳獨秀，1954年中宣部給中央的一個請示報告中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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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關於陳獨秀在五四運動前後的作用的估價問題，由於這個問題涉及到有關五四運動的歷史論述和資料的編輯，因而屢次被提出來。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國現代史叢刊》有一本《五四運動》，就因為不能肯定陳獨秀的文章可否選入而只得暫時把編好的稿子擱下來；《中國青年》編輯部曾經懷疑五四運動時期的歷史論文是否可以提到陳獨秀的名字；馬列學院編輯中國革命報刊史同樣遇到這個問題；最近四川武隆縣委宣傳部也來信問：蘇聯對革命叛徒貝利亞的文章和照片統統燒掉，為甚麼三聯書店出版的《中國近代史資料選輯》一書中還選有革命叛徒陳獨秀的文章《新青年罪案之答辯書》？[3]為此，報告提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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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的歷史事實的敍述可以不必避免提及他，有關的歷史資料，可以選錄他的一部分有影響的論文，但是，應有適當的批判，或加注說明他在當時的作用和後來叛變革命的行為。[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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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提議，實際上受胡喬木《中國共產黨三十年》的影響。這本書以及50、60年代作為高校教科書普遍使用的《中國革命史講義》（胡華著）寫到五四新文化運動時，一般都不提陳獨秀，而只提李大釗，有的仿照毛澤東的做法，再加一個「新文化運動的主將魯迅」。講建黨前馬克思主義的宣傳，只講李大釗和毛澤東，也不提陳獨秀。《講義》甚至說：毛澤東在1920年「為在中國建立無產階級政黨作了思想上的準備」。實際上，毛澤東1936年自己對斯諾說：1920年在聽了陳獨秀的一次談話、讀了陳獨秀推薦的《共產黨宣言》等三本馬克思主義的書後，才轉變成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寫到中共「一大」，不得不提到陳獨秀被選為中央局書記時，也要強調「陳獨秀不是一個好的馬克思主義者」，「他以馬克思主義面貌出現，而實質上是小資產階級革命家」；陳獨秀被選為黨中央領導人，官方對此解釋為：「黨在初創時的幼稚所致」、[5]「錯誤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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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五四」60周年、1981年建黨60周年，國內都舉行了盛大的學術研討會，發表了一批重要文章，提出應該肯定陳獨秀的應有地位和作用。以儒將聞名於世的蕭克在建黨60周年學術研討會上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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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問題，過去是禁區，現在是半禁區，說是半禁區，是不少人在若干方面接觸了。但不全面，也不深入，大概有顧慮。」「不認真研究陳獨秀，將來寫黨史會有片面性。不久前看紀錄片《先驅者之歌》，就看不出『五四』時期的總司令和創黨的最主要人物。在創黨的鏡頭中，一出現就是李大釗。然而『南陳北李』是合乎歷史事實的定論。李大釗作為建黨主要人物之一是對的，但陳獨秀應屬首位。」[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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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人民日報》頭版頭條發表毛澤東1945年在中共「七大」預備會議上的講話，其中深情地談到陳獨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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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有過功勞的。他是五四運動時期的總司令，整個運動實際上是他領導的。他與周圍的一群人，如李大釗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我們是他們那一代人的學生。五四運動替中國共產黨準備了幹部。那個時候有《新青年》雜誌，是陳獨秀主編的。被這個雜誌和五四運動警醒起來的人，後頭有一部分進了共產黨。這些人受陳獨秀和他周圍一群人的影響很大，可以說是由他們集合起來，這才成立了黨。我說陳獨秀在某幾點上，好像俄國的普列漢諾夫，做了啟蒙運動的工作，創造了黨，但他在思想上不如普列漢諾夫。普列漢諾夫在俄國做過很好的馬克思主義的宣傳。陳獨秀則不然，甚至有些很不正確的言論，但是他創造了黨，有功勞。關於陳獨秀，將來修黨史的時候，還是要講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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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後，經過眾多學者的長期廣泛的論證和宣傳，陳獨秀是「五四運動時期總司令」、中共主要創始人的觀點，逐步被各界人士所認知，並被官方接受。如1984年中宣部下令禁止為陳「翻案」的文件，[7]也不得不承認：「陳獨秀在建黨時期有不可否認的功績」。中央黨史研究室撰寫的中共黨史範本，即1991、2002年出版的《中國共產黨歷史》以及獲得中宣部、文化部獎項的電影《開天闢地》、電視劇《日出東方》都正面反映了陳獨秀在「五四」和建黨時期的作為。這時，才比較徹底地否定了幾十年來的「五四無陳論」和「『一大』錯誤選擇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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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宣部為陳獨秀漢奸罪公開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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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爆發，中共駐共產國際正副代表王明、康生回國前後，在中共各大機關報——巴黎《救國時報》、延安《解放》和武漢《群眾》及《新華日報》上稱陳獨秀是每月向日本偵探機關領取三百元津貼的漢奸。當時輿論大嘩，紛紛要求中共拿出證據來。陳獨秀發表聲明予以批駁，並準備付諸法庭。後來由於周恩來做了許多工作，並由徐特立出面調解，再加上戰事吃緊，武漢很快失守，此事雖未鬧上法庭，卻也未了。陳獨秀頭上「漢奸」這頂帽子，一直到死也沒有摘掉。1951年出版的由毛澤東親自審定的《毛澤東選集》第一卷，有一條注釋完全重複王明、康生對陳獨秀的誣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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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九二七年中國革命遭受失敗之後，中國也出現了少數的托洛斯基分子，他們與陳獨秀等叛徒相結合，於一九二九年形成一個反革命的小組織在九一八事變後，他們接受托洛斯基匪賊的「不阻礙日本帝國佔領中國」的指令，與日本特務機關合作，領取日寇的津貼，從事各種有利於日本侵略者的活動。[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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誣陷陳獨秀是「漢奸」、「叛徒」，毛澤東是不同意的，但是後來變了。1936年4月25日，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發表的《為創立全國各黨各派的抗日人民陣線宣言》中，[9]被呼籲的40個黨派及團體名單中就有「中國托洛斯基主義同盟」。1937年8月陳獨秀出獄時，中共中央機關報《解放》還發表「時評」，對此表示歡迎和期待：「當陳獨秀先生恢復了自由以後，大家都在為陳先生慶幸，希望重振起老戰士的精神，再參加到革命的行伍中來。」[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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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多年後，學術界為陳獨秀「五四」和建黨問題正名同時，大膽地對「漢奸」論提出質疑。中國革命博物館研究員夏立平在該館主辦的《黨史資料研究》上發表《陳獨秀被開除出黨以後》一文，提出「漢奸論」不能成立。然後唐寶林等一批學者發表《舊案新考——關於王明、康生誣陷陳獨秀為漢奸問題》等論文，[11]進行論證。此事立即引起官方注意。1984年中宣部《關於嚴肅注意防止不適當地宣傳陳獨秀的通知》（中宣發文第13號）終於明確承認：「三十年代王明、康生誣其為日寇漢奸，亦非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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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小平理論」為「機會主義二次革命論」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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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陳獨秀視為「機會主義二次革命論者」，[12]起因是1923年陳發表的兩篇文章：《資產階級的革命與革命的資產階級》、《中國國民革命與社會各階級》。陳文認為：「國民革命成功後，在普通形勢之下，自然是資產階級握得政權。」緊接着又說：若有特殊情況，「工人階級在彼時能獲得若干政權」，如俄國二月革命後的十月革命。但為適應史太林和中共醜化陳獨秀的需要，批判者只抓住前一個觀點，把這個觀點想當然地斷定為陳獨秀主張在民主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之間橫插一個資本主義發展階段。從此，人們多不再認真去讀陳文本意，而是因循訛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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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後，首先是大慶師專賈立臣先生在主編《中國現代史》時，對陳獨秀做出高度評價，認為他對中國革命的兩種前途，已做出了科學的預見——「較之認定只有一種前途的觀點是很大的進步」；「陳獨秀對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和對革命前途的預見，對推動國共兩黨早日實現合作，起到了積極作用，對中國共產黨關於新民主主義革命基本思想的提出作了一定貢獻。」[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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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學者江田憲治更明確地指出陳獨秀是「兩階段連續革命論」。[14]因為，陳獨秀認為，不管民主革命由誰來領導（即使是資產階級領導），勝利後由誰來掌握政權（即使是資產階級握得政權），緊接着無產階級有可能進行社會主義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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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政治壓力和傳統觀念影響太深，幾十年來，幾乎沒有一個人能像賈立臣和江田先生那樣認真研究。直到1999年3月，在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召開的編修新的《中國共產黨歷史》討論會上，筆者轉達江田先生的觀點，並問：如果陳獨秀所指的國民革命勝利後資產階級握得政權的情況，是指俄國二月革命後的狀況——資產階級掌握政權，建立了資產階級政府，但由於緊接着發生十月革命，能不能也說列寧是「機會主義二次革命論」？在場的眾多權威學者才承認「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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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筆者又指出：現在，當我們總結蘇聯建設社會主義進而又瓦解的歷史教訓和上世紀50年代毛澤東在中國建設社會主義失敗的教訓，我們發現，在民主革命後，即使是所謂的無產階級握得政權，在社會經濟上，必須有一個長期的發展或利用資本主義經濟的階段。否則，侈談社會主義就是民粹主義的空想。所以，陳獨秀在1923年兩篇文章中的思想，不是右，反而是「左」。因為他認為民主革命後，社會主義革命會緊接着很快發生，排除了有一個漫長的資本主義發展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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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改計劃經濟為市場經濟。起初，對市場經濟是姓「社」還是姓「資」，爭論得很激烈。鄧小平裁定：不爭論這個問題，「摸着石頭過河」，幹起來再說。也正因為如此，2001年，為紀念中共成立80周年而出版的《中國共產黨簡史》及次年出版的新編《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也不再批判陳獨秀的「機會主義二次革命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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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版毛選放棄了六項指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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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於1929年被開除出黨，並被加以「托陳取消派、反黨、反共產國際、反蘇、反革命、叛徒」六項罪名，都是因為他走上了與托派相結合的道路。但是，人們只知道陳轉向托派以後採取了與共產國際及中共中央對立的立場，至於究竟有甚麼主張？進行了甚麼活動？為甚麼是取消派、反革命、叛徒？大家是不清楚的。中共決議都籠統地說他轉向托派後，「走向反革命方面去了」。懾於紀律，沒有人提出異議。即使毛澤東，在中共七大預備會議上稱陳獨秀「建黨有功」之前，也不得不說：「後來，陳獨秀反對我們，搞成托陳取消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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