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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會創立後，陳獨秀即積極參加或組織身邊的一系列反帝反清活動。鑒於當時清政府所派湖北留日學生的監督姚文甫無理壓制學生正當權利，並阻撓學生學習軍事，1903年3月31日，陳獨秀約同張繼、鄒容、翁浩、王孝慎等人，以姚某生活腐化墮落，強佔老師之妾，敗壞了中國人的聲譽，有損國格人格為由，闖入姚宅，「由張繼抱腰、鄒容捧頭，陳獨秀揮剪」，發抒割髮代首之恨，並訓曰：「你趕快回國別留在這裏給留學生丟人，你要不走，我們總會要你的命。」然後還把姚的辮子懸在駿河台留學生會館的屋樑上，上書「禽獸姚文甫之辮」，[27]使姚威信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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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向清政府駐日本公使蔡鈞控告，蔡照會日本外務部。於是，陳、張、鄒等因此被日政府強行遣送回國。可是，他們一回到上海，立即匯入到更加廣大和激烈的革命風暴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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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1902年中俄《東三省交收條約》，俄國應於1903年4月撤退在東北的侵略軍。但是，它不但不撤，反而向清政府另提出七項新要求企圖獨霸東北。消息傳出，上海士商汪康年會同蔡元培、吳敬恒主持的中國教育會、愛國學社等組織，在4月27日，發動千餘群眾，包括十八省籍的人，再次在張園集會抗議，並致電清朝外務部，表示：「此約如允，內失主權，外召大釁，我全國人民萬難承認。」[28]同時致電各國外交部，表示「即使政府承允，我全國國民萬不承認」。[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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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又與東京留學生互相呼應。據當時與陳獨秀一起回國的潘贊化回憶，被驅逐回國的陳獨秀這時也參加了上海的運動：「留學生返國者，始在上海組織（加入）愛國學社，於英租界跑馬廳旁。蔡元培、吳敬恒、章炳麟、鄒容、陳獨秀主持之。未幾，南京陸師學堂退學生章士釗、陶嚴兄弟、秦力山等十餘人也來加入軍事，聲勢浩大。」[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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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可能陳在當時上海名氣還沒有別人大，並且，上海人才濟濟，他作為後來者也插不上手，也沒有甚麼特殊的行動，所以當時的報紙和其他人的回憶錄一般都沒有提到他。可是，緊接着陳獨秀到安慶響應上海、東京而發起的安徽拒俄運動，他就成了當然的領袖。而且，在當時報道的各地響應掀起的拒俄運動中，安徽拒俄運動也較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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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3年5月初，陳獨秀回到安慶，就與潘贊化、潘璿華、王國楨、葛光延等人，以「皖城愛國會同人」的名義，在各學校及鬧市區廣為散發張貼陳獨秀起草的《知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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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神州血性男子須知：國與人民，利害相共，食毛踐土，具有天良，時至今日，若仍袖手旁觀，聽天待斃，則性命身家，演己身目前之慘，奴隸牛馬，貽子孫萬代之羞。神州大陸，忍令坐沉；家國興亡，在此一舉。[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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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7日，雖然大雨滂沱，但在陳獨秀等人的積極發動下，安徽大學堂、武備學堂、桐懷公學等校師生及其他群眾三百多人，還是冒雨來到藏書樓舉行拒俄集會。據報道：樓內容納不下，「多立門外而聽，眾情踴躍，氣象萬千」。[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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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道說：大會由陳獨秀主持。適值湖北學生轉寄來北京師範、仕學二館學生與各省學堂公函，言之沉痛。陳獨秀當場宣讀公函，更激起群情激昂。陳獨秀並當場宣稱愛國會「如辦有基礎，擬與上海愛國學社通成一氣，並連結東南各省志士，創一國民同盟會，庶南方可望獨立，不受異族侵凌，云云。」[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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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在「各學堂魁傑」演說後，當場公佈陳獨秀、潘贊化等七人起草的《安徽愛國會擬章》，宣佈宗旨為：「本社因外患日亟，結合士群為一團體，發愛國之思想，振尚武之精神，使人人能執干戈衛社稷，以為恢復國權基礎。」此愛國會章程公佈後，「立經全體贊成」，當場在《愛國會會員名簿》上簽名入社者126人，並公推陳獨秀等七人組成幹事會，分理會計、書記、體操、報務等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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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這次發動的安徽拒俄運動，猶如一聲驚雷，震動江淮地區。當時報紙報道就有這樣評論：與會人員「旨趣皆相同，而規則整嚴，精神團結，此吾皖第一次大會，而居然有如許氣象，誠為難得。」[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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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的演說，激起學生愛國熱情，「各學生印入腦筋，勃發忠義，走相告語，或擬請撫皖電奏，或擬公電上達政府。數日之內，紛紛告假，多有不上課者」。[35]這時的陳，真是意氣風發，鬥志昂揚，深為找到自己的人生目標，並能與眾多知己一起參加到崇高的救亡運動中來而熱血沸騰。這種心緒，熱烈洋溢在這年8月發表的兩首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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哭汪希顏三首[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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凶耗傳來忍淚看，慟君薄命責君難；英雄第一傷心事，不赴沙場為國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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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三千年黑暗，同胞四百兆顛連；而今世界須男子，又殺支那二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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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君茂良以事亡於海上故兼悼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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壽春倡義聞天下，今日淮南應有人；說起聯邦新制度，又將遺恨到君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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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西鄉南州遊獵圖[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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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王革命皆形跡，有逆吾心罔不鳴。直尺不遺身後恨，枉尋徒屈自由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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馳驅甘入棘荊地，顧盼莫非羊豚群。男子立身惟一劍，不知事敗與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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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希顏是陳獨秀兩位終身摯友——上海亞東圖書館經理汪孟鄒、編輯汪原放的兄長和父親。他與陳都信仰維新，二人對教育制度的改革應實行德、智、體三育並舉的方針有共識，也曾交流國家救亡與建設之種種設想，被青年陳獨秀視為一難得的知己。另外，章士釗是汪希顏在南京陸師學堂學軍事的同學。1902年3月陳獨秀拜訪汪希顏，與章士釗認識。汪希顏於這年暑期病逝，而陳與章卻結下了一輩子恩恩怨怨、大起大落的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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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在藏書樓的活動，受到當局的注意和查禁。當時報紙報道：「聞來往是處（藏書樓——引者）之人，均係極有熱心主持維新之士。其中有數名，乃近由日本留學而歸者，彼等常在是處，談議維新之法，並在是處代售在日本所刊之某華報。其報乃為華官所深不喜而欲封禁之者，但屢行封禁，均無成效。安慶府知府桂某聞藏書樓代售是報，則大為憤怒，故當此藏書樓開會議時，該府亦往而旁聽。彼聞會議之人論及東三省之事，心甚不悅。一回署後，印簽差往拘學生。」[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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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巡撫聶緝槼親自出馬，宣佈學生不准「妄動」。否則立即「開除」，並飭令嚴緝陳獨秀等人。兩江總督端方接閱呈報後，立即電飭安徽統領韓大武：「皖省之『勵志學社』與東京拒俄義勇隊互通聲息，名為抗俄，實為排滿，且密佈黨羽，希圖大舉，務將何春台、陳仲甫一體緝獲。」[39]藏書樓即被查封，柏文蔚、鄭贊丞等十餘人被大學堂開除。陳獨秀則險些被捕。安慶統領韓大武之文案吳汝澄是陳獨秀之友，他在接得端方電令後，連夜把電令內容通報給陳獨秀及愛國會有關人員。於是，陳及有關人員星夜逃走。次日，韓大武令吳汝澄將電令譯出，再派人去逮捕陳獨秀等一干人時，陳已逃亡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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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3年上半年陳獨秀在安徽發動的拒俄運動，在安徽及中國革命史上是重要的一頁。當時報紙報道愛國會章程時評論說：「此事於國家前途大有影響，事雖不成，其擬章實是為安徽志士之一紀念，故錄之。」[40]參加這次活動並被開除後來成為著名國民黨元老的柏文蔚在《五十年經歷》回憶錄中說：「此時，革命情緒更一發而不可遏。」[41]1903年的拒俄運動，是陳獨秀由改良轉向革命的重要轉折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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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逃到上海時，革命者正利用外國租界與清政府的矛盾，反對清政府把章炳麟、鄒容從租界引渡出來給予嚴懲的要求。東京和國內的革命運動暫時低伏。為了繼續革命，在《蘇報》被封後，章士釗正籌辦《國民日日報》。1903年8月7日，陳獨秀參與了《國民日日報》的創刊。章士釗、陳獨秀、張繼等人主編。在這裏，陳又結識了蘇曼殊、何梅士、陳去病、林獬、劉光漢（即劉師培）等一批革命志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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