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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希顏是陳獨秀兩位終身摯友——上海亞東圖書館經理汪孟鄒、編輯汪原放的兄長和父親。他與陳都信仰維新，二人對教育制度的改革應實行德、智、體三育並舉的方針有共識，也曾交流國家救亡與建設之種種設想，被青年陳獨秀視為一難得的知己。另外，章士釗是汪希顏在南京陸師學堂學軍事的同學。1902年3月陳獨秀拜訪汪希顏，與章士釗認識。汪希顏於這年暑期病逝，而陳與章卻結下了一輩子恩恩怨怨、大起大落的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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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在藏書樓的活動，受到當局的注意和查禁。當時報紙報道：「聞來往是處（藏書樓——引者）之人，均係極有熱心主持維新之士。其中有數名，乃近由日本留學而歸者，彼等常在是處，談議維新之法，並在是處代售在日本所刊之某華報。其報乃為華官所深不喜而欲封禁之者，但屢行封禁，均無成效。安慶府知府桂某聞藏書樓代售是報，則大為憤怒，故當此藏書樓開會議時，該府亦往而旁聽。彼聞會議之人論及東三省之事，心甚不悅。一回署後，印簽差往拘學生。」[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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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巡撫聶緝槼親自出馬，宣佈學生不准「妄動」。否則立即「開除」，並飭令嚴緝陳獨秀等人。兩江總督端方接閱呈報後，立即電飭安徽統領韓大武：「皖省之『勵志學社』與東京拒俄義勇隊互通聲息，名為抗俄，實為排滿，且密佈黨羽，希圖大舉，務將何春台、陳仲甫一體緝獲。」[39]藏書樓即被查封，柏文蔚、鄭贊丞等十餘人被大學堂開除。陳獨秀則險些被捕。安慶統領韓大武之文案吳汝澄是陳獨秀之友，他在接得端方電令後，連夜把電令內容通報給陳獨秀及愛國會有關人員。於是，陳及有關人員星夜逃走。次日，韓大武令吳汝澄將電令譯出，再派人去逮捕陳獨秀等一干人時，陳已逃亡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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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3年上半年陳獨秀在安徽發動的拒俄運動，在安徽及中國革命史上是重要的一頁。當時報紙報道愛國會章程時評論說：「此事於國家前途大有影響，事雖不成，其擬章實是為安徽志士之一紀念，故錄之。」[40]參加這次活動並被開除後來成為著名國民黨元老的柏文蔚在《五十年經歷》回憶錄中說：「此時，革命情緒更一發而不可遏。」[41]1903年的拒俄運動，是陳獨秀由改良轉向革命的重要轉折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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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逃到上海時，革命者正利用外國租界與清政府的矛盾，反對清政府把章炳麟、鄒容從租界引渡出來給予嚴懲的要求。東京和國內的革命運動暫時低伏。為了繼續革命，在《蘇報》被封後，章士釗正籌辦《國民日日報》。1903年8月7日，陳獨秀參與了《國民日日報》的創刊。章士釗、陳獨秀、張繼等人主編。在這裏，陳又結識了蘇曼殊、何梅士、陳去病、林獬、劉光漢（即劉師培）等一批革命志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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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日日報》接受《蘇報》被封教訓，文章「論調較舒緩」，且多不具真名。說明革命者在鬥爭中正在成熟起來，開始講究鬥爭策略。章士釗回憶說：「《蘇報》被封後，余與陳獨秀繼辦《國民日日報》以善其敗。但論調之舒緩，即遠較《蘇報》之峻急有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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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報的另一個特點是「格式多創作」。陳獨秀給《國民日日報》帶來的這種風格，以及他後來自己創辦的《新青年》、《每週評論》等報刊，與章士釗主持的《蘇報》、《甲寅》比較來看，活潑、新穎、講求宣傳實效，是陳的一貫風格。因此，《國民日日報》，因其「主張與《蘇報》同，而篇幅及取材較《蘇報》新穎」。發刊未久，風行一時，時人咸稱「《蘇報》第二」，並且比《蘇報》「規模尤大」。[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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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給《國民日日報》出了多大力，發生多大影響，可以從章士釗以下回憶中深切看到：陳獨秀逃亡到上海，就住在昌壽里《國民日日報》編輯部，與章士釗、何梅士「三人同居一室，夜抵足眠，日促膝談，意氣至相得」；陳、章與張繼三人主編，實際是陳、章二人總理編輯事，甚至負責全部文字校對，每天工作至凌晨，習以為常。[43]而當時他們生活條件之艱苦、工作起來廢寢忘食的情景，更是感人：何梅士走後，「吾兩人蟄居昌壽里之偏樓，對掌辭筆，足不出戶，興居無節，頭面不洗，衣敝無以易，並也不浣。一日晨起，愚見其黑色袒衣，白物星星，密不可計。愚駭然曰：『虱耳。』其苦行類如此。」[44]（俗話說「蝨子多了不癢」，陳獨秀窮幹實幹革命，已經到了這種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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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至1941年5月，即陳去世前一年，二人因政治鬥爭，發生多少衝突，陳多次嚴厲抨擊他並表示與其絕交，章士釗還寫詩深切懷念他與陳的這段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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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與陳仲子，日期大義倡；《國民》既風偃，字字挾嚴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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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多創作，不愧新聞綱；當年文字友，光氣莽陸梁。[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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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士釗在中國近代史上，不計其功過，就以其在政治、學術、法律、文壇上所達到的成就來說，不愧為一代名人。但是不管陳後來對他發出多麼嚴厲的抨擊和批判，始終沒有影響他對陳崇敬的心情和感人至深的私人情誼，這也可反映出陳獨秀是一個甚麼樣的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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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日日報》反清革命的色彩很快被當局看出。報紙僅辦兩個月，但因其在英租界，清政府不便直接鎮壓，便發通令不准商民售閱。但是，由於當時民心所向，該報卻未被清政府壓垮。總稅務司給清廷復函說：「如此禁忌，防不勝防。」「清廷遂不得逞。」[46]12月初，該報終於停刊，但卻毀於內訌。因社內職工連某與盧某私人糾紛，釀成該報與國民叢書社之間的訴訟，最後雖得調解，但經此風潮，該報大傷元氣，難以為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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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全传 [:1705944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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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位特殊的早期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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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3年辦《國民日日報》時期，與章士釗、陳獨秀同居的是何梅士。何是福建人，擬東渡日本習陸軍未就，暫住此處。此人立志高遠，品性豪放，情趣浪漫，與陳相見恨晚。有一女子沈棋卿乃浙江名門閨秀，與何梅士一見鍾情，似膠如漆。沈家嫌何窮，棒打鴛鴦，將棋卿強行送返原籍，以斷絕二人往來。此事激起陳、章深切同情。次年，何梅士在東京患腳氣病逝世。陳、章誤以為何為沈殉情跳海，章以何、沈原型創作了小說《雙枰記》，陳則寫了情真意切的懷友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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哭何梅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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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一為別，滄桑已萬重。落花浮世劫，流水故人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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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界微塵裏，吾生彈指中。棋卿今尚在，能否此心同。[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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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士釗得此詩後，一面告訴陳真相，一面也百感交集，和詩兩首，並披露陳、章當時已經以「革命黨」自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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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沈被拆散，在陳獨秀的頭腦中產生揮之不去的悲情。他顯然把控訴和批判包辦婚姻剝奪青年戀愛自由權利的事件，看成與救亡同樣重要的革命內容。在5月《安徽俗話報》「惡俗篇」專欄中，連續發表兩篇《婚姻》的文章（第三篇發表於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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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時期與陳獨秀志同道合、情趣相融的還有蘇曼殊。陳與蘇的相處也主要在《國民日日報》時期，也是短暫的，但友誼基礎要比陳與何廣泛深刻得多。陳與何的友誼主要建立在反對包辦婚姻的基礎上，陳與蘇的友誼則建立在反對「孔子的奴隸教訓」和「搶奪他人財產」的基礎上。此外，陳與蘇還有共同的愛情痛苦、身世折磨和高傲處世、憤世嫉俗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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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僧蘇曼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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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曼殊也是一個怪才。父親是旅日僑商，母為日本人（另一說母是中國人黃氏），1884年生於橫濱，6歲時回歸原籍廣東香山。1898年因家道中落重返日本。他一生漂泊，未受父母之愛。有人說他與陳獨秀有共同的「仇父情結」。陳因婚姻、愛情和革命，與嗣父決裂，「拒認家產」。1904年蘇父病重去世時，蘇「拒奔父喪」。陳的第一次婚姻不幸福。蘇深愛過一個日本女子，也未成功。這些都是使二人成為莫逆之交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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